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向民歌学习？民歌具有紧贴人民生活、主题明确、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特点。歌词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一般句式整齐、押韵、平仄不严。在短短数句歌词中运用比喻、比兴、对比、夸张、叙事等手法，使主题思想得到鲜明的体现。其语言特点是紧贴人民生活，口语诗化，通俗易懂又不失雅致、押韵，但不讲平仄，讲格律又有相对宽松。

毛泽东对新诗和旧诗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语言使用的不满意。他关于诗语言的主张是通过对新诗、旧诗批评表达的。关于新诗，1960 年他对梅白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 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在成都会上讲：“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1957 年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说：“现在的新 诗，太散漫。”1965 年他致陈毅的信中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他认为新诗不成型，太散漫，几十年来无成功。缺少诗味和美感，所以不看。

关于旧诗，1957 年他《致臧克家等》的信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8 年他对梅白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给蒋竹如的信中写道：“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

毛泽东指出了旧体诗的四大不足：一是很难写，不易学；二是束缚思想，难以尽情表达；三是不通俗、不易懂；四是只面向少数知识分子，不易普及。

毛泽东的看法是，旧诗语言过于书面化，格律化。新诗语言不够诗化，缺少诗的美感。对新旧两种诗不满意处，归根结底是在语言表达。旧诗格律过严，用语过于书面化，不通俗易懂，束缚情感表达。新诗过于散漫，缺少诗的美感，诗味不足。两者都是语言运用上的缺陷，导致影响力不足， 读者不够多。因此，主张借用民歌来改造旧诗。用民歌通俗语言，宽松的格律来改造旧诗。

1926 年在广东农讲所曾要学员搜集民歌。1933 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搞农村调查时搜集民歌。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于是，在1958 年掀起了一个民歌运动。

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

他的诗属于古典，多用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比较典型的作品，如《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很显然，这就是将口语诗化而成的古典诗词。

他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一首格律宽松， 用诗化口语作的新体诗。

他还积极尝试用民歌体进行创作，《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该诗以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

毛泽东将日常口语用压缩、颠倒、跳跃、错配等技术，以及比喻、生命化、韵律化等艺术手法诗化，具有诗的美感和诗的神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诗语言？诗用什么语言，实际上是写给谁看的问题。用书面语，用学问写诗是给文人、精英阶层看的。用口语写生活，是给大众看的。反过来说，给大众看的诗，就需要用口语写生活。这是两条路线，一条是面向精英，一条是面向大众。

这两条创作路子，不仅现在有，一直存在于中国数千年诗歌历史中。

中国历史上语言具有两面性：书面语和口头语。书面语为社会精英用，口头语为人民大众用。诗也如此。《诗经》里的作品就有这样两种类型，《风》是从民间收集来的，属于民歌类，多用口语，如《国风》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雅》和《颂》是朝廷官员、文人之作，不仅篇幅长，语言也不够通俗。如《颂》中的《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 无射于人斯！”前者通俗易懂，后者艰涩难读，这两种语言风格历史上一直并存。

不少朝代都有要求诗通俗化的新文化 运动，如唐代以无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 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要与时俱进。过去文人写诗都拟古，新乐府直接反映现实。白居易诗要求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懂。宋朝的 西昆体、江西派，喜欢以典故为新，变俗为雅，注重句法的运用和韵律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西昆体的拥虿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主张诗歌语义要深， 词章艳丽，用典精巧。这样用学问作诗， 过分讲究格律严谨的作法，杨万里认为不合大众口味，改用浅近语写生活，独树一帜，受到大众喜爱，被诗界视为清流，誉为 “诚斋体”。

明代出现 7 个主要诗派：台阁体、三杨、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才子、唐宋派，只有吴中四才子才情奔放、任意挥洒、自写胸次、语浅而意隽。其余六派都主张师古模拟，推崇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贵远贱近，艺术上追求雅正， 流于平庸，缺乏新意，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

清代主要有三大诗派，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让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肌理派”，主张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这两派都是复古，脱离社会现实，唯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有新意，重视“ 味外之旨”“ 韵外之致”，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并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在复古思想影响下，清代诗数量虽多， 但好作难寻。乾隆皇帝一生写下4 万多首诗，但诗作远离现实生活，没有一首在社会上流传。著名学者钱锺书批评其为“令人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