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辉：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 引领新田园诗词创作

所谓诗缘政，是对唐代学者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所述诸多观点的简单概括。孔颖达认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这就是说，《风》《雅》之所以诗体不同，其原因是由于所言之政不同，十五《国风》、小《雅》、大《雅》皆因“政”而作。《颂》者又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乃为大政，“是颂为政名也”。[1]当然，“诗缘政”中的“政”，其首要之义是“政治”与“政事”；“诗缘政”中的“缘”，或解为“通”，即诗与“政”贯通；或解为“因”，即诗因“政”而作，因“政”而兴。其中，中国古代的“政治”，其含义远比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要丰富得多。这就是说，“缘政”之诗，其题材将更加宽泛，涉及时代这个“大我”的方方面面。

孔颖达关于“诗缘政”的观点，尽管尚未受到古今诗坛的持续重视，但千百年的诗史表明，“诗”与“政”的确有着不解之缘，“诗缘政”与“诗言志”“诗缘情”共同构成的诗学三命题，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事实。就诗词题材而言，有的关乎“大我”，有的关乎“小我”，即言“大我”之志，必然“缘政”，即诗与“政”贯通，诗因“政”而发；言“小我”之情，自然“缘情”，即用“诗”来抒发诗人个体的喜怒哀乐。正确理解“诗缘政”深刻内涵，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引领田园诗创作新风，对于促进中华诗词的传承与发展，彰显新田园诗的当代价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明确新田园诗词的主题

鉴于历史的原因，传统田园诗的题材，既包括以农村为题材，描述农村生活与风土人情、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也包括以退隐生活为主题的“隐逸诗”和以山水风光为主题的“山水诗”。然而，历代诗评家却偏重于田园诗中的休闲自在与宁静平和的牧歌情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只有那些描写优美的田园风光，表现农村生活的和平、宁静以及诗人闲逸情怀的诗才能被称作田园诗，而将那些描写农民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贫困，揭露和反映农村黑暗现实的诗排斥在外。”[2]例如，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云：“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工巧，终莫能及。”又如清代宋大樽《茗香诗论》亦云：“渊明田园之佳，佳于其人之有高趣也。”这就是说，堪称田园诗人鼻祖的陶渊明，那些传世之作，大多也是以清新优美的风光、淳朴真挚的田家、悠闲宁静的生活为基本内容的。显然，这些题材的诗主要是在抒发诗人个人的闲逸情趣，而缺少对当时整个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全面关注与深刻描写。

当前，全面理解“诗言志”“诗缘情”与“诗缘政”诗学三命题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当代诗坛既要从历代田园诗词中吸取艺术营养，需要摒弃他们站在田园之上或田园之外“隔岸观火”式的“浅斟低唱”，进而紧紧围绕现代三农，即农村、农业与农民这个主题，走出“小我”，融入“大我”，深入农村、关注农业、亲近农民，发挥好传统诗词的“兴观群怨”功能，运用“诗家语”，努力创作出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新田园诗词来。

请看《新田园诗词三百首》[3]所载的两首诗吧！其一为《农村三月》：“青丘绿水石桥西，嫩碧柔香岸草齐。深院垂杨莺对语，小楼花树燕双栖。桃红李白春三月，秧壮苗肥雨一犁。稚子也知农事急，催人早起学鸡啼。”其二为翟致国的《春节秧歌队》：“唢呐喧天锣鼓忙，招来老少聚乡场。舞姿土派掺洋派，服饰时装杂古装。平日持身称稳重，此时变相竟张狂。前穿后跳孙行者，原是西街豆腐王。”这两首诗的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或是描写了农忙三月的农事境况，连“稚子”孩童也知道是大忙的春播季节，竟然“催人早起学鸡啼”。或是描绘了春节期间的欢快场面，乡镇居民组成秧歌队，自娱自乐，欢度春节，此诗此情此景，就是农民读起来，也会倍感亲切。笔者退休后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农村，所见所闻深有感触，写下了《鹧鸪天·退休归来即兴》：“故地荷花别样红，白头青眼话三农。曾经爱煞城关月，今个争追乡野风。   村落里，画图中，新天不与老天同。往时双抢腰弯断，当下机声处处隆。”显然，也许是笔者的工作经历，让词中之意难能与传统的“隐逸诗”或“山水诗”共鸣，它不是对田园风光的自我消遣，而是以三农为主题，关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关心广大农民的生活福祉。

古代学者陈善《扪虱新话》云：“诗有格有韵，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句，格高也；康乐‘池塘生春草’，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欲格高者难。”尽管从诗学的角度讲，这些传世佳句，的确有其别致的意味，但毕竟抒发的是作者“小我”情怀，却离“大我”远矣。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诗句，各自“格”之高雅，或“韵”之胜出，的确为历代诗家所推崇，但毕竟抒发的是“心远地自偏”或“离群难处心”的“小我”之“情志”。这些诗作的艺术水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弘扬，但是，从引领当代田园诗词创作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还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提倡创作以三农为主题、反映时代呼声的新田园诗词。

2.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扬弃传统山水田园诗词的创作理念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其中就载有田园诗，但直至晋宋之交的陶渊明，才形成文人田园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周秀荣《唐代田园诗研究》表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从表现题材和主题上创立了中国文人理想的田园模式，即‘以清新优美的风光、淳朴真挚的田家、悠闲宁静的生活为基本内容，构成理想模式，与世俗对立’，而且陶诗平淡淳厚，自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以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为后世文人尤其是唐代文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4]与此同时，周秀荣认为唐代田园诗有多种产生方式，包括“隐居或退居田园时产生的田园诗”“行旅途中产生的田园诗”“离别之际产生的田园诗”“通过回忆或想象的方式创作的田园诗”等[5]。显然，这些不同的田园诗生产方式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小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均未考虑读者或潜在读者的“接受”问题。当然，这种理念与陆机的“诗缘情”说是切合的。

孟庆雷《钟嵘<诗品>的概念内涵与文化底蕴》认为：“随着魏晋六朝诗歌创作的繁荣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士人个体生活中日益占据中心地位，在这一文化转向过程中，个体的生命情怀成为关注的对象。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的工具一跃成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体现自我风采的行为方式，甚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对于魏晋六朝诗学理论来说，诗歌与创作主体的个体性情之关系也随即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诗缘情’即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得以孕育、诞生。”[6]也许正是由于“诗缘情”的历史文化语境与“诗言志”的差异，所以有学者认为“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7]然而，若是将“诗言志”与“诗缘情”“诗缘政”这三个诗学命题统一起来理解，则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包括新田园诗词在内的当代诗词创作提供指导。

从字义上讲，“诗言志”说的是诗“言”什么即写什么的问题；“诗缘情”与“诗缘政”说的是诗“缘”于什么即为什么写的问题。我国传统的诗学理论是以“情志为本”的。而“情”“志”二字，往往又可统一为“情志”一词，只不过“志”偏重理性，“情”偏重感性而已。“诗言志”可理解为“诗言情志”。对于在“诗缘政”优良传统的指导下，以三农为主题的新田园诗词创作来说，当然是既言“大我”之“志”，又言“小我”之“情”。这就需要扬弃传统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理念，充分理解《接受诗学》中关于诗学活动是由诗人——作品——读者这三个环节构成全部活动过程[8]，进而树立以读者群体这个“大我”为中心的创作新理念。

（1）用“小我”真情，写“大我”题材。新田园诗词的创作实践表明，其作者或为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或为关注三农的诗家，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作者，尽管诗的主题是三农这个关乎“大我”的题材，但必须是出自“小我”之笔。“诗者，人之情性也”（宋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词创作需要“诗人的意象——语符思维”，即“诗人将进行艺术想象、酝酿和构思时不断形成的意象流转化为最恰当、顺畅、精美的语言，最后诉诸文字符号的思维方式。”[9]这就要求作者自我决不能凌驾于三农之上，或置身于三农之外，而必须深入农村，亲近农民，熟悉农业，对三农饱含深情，进而通过观察与体验三农后的切身体会，能“把诗人心底的意象系统转化为抽象的文学符号”。这亦如古人所云：“诗本人情，情真则语真。”（明林弼《林弼诗话》）“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元陈绎曾《诗谱》）

（2）礼赞三农新貌，吟咏时代风范。出自文人之手的传统田园诗词，最基本的主题是表现农家之乐，但这些传统田园诗词的创作理念，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士人的隐逸之乐。陶渊明的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可谓是体现隐逸者悠闲自得的典范之作。今天的田园诗词作者不再是隐者，或是热爱诗词的现代农民，或是关注三农的诗家，他们的创作理念自必与古人迥异。“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袁牧《随园诗话》）“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司马光《赵朝议文稿集序》）新田园诗词的作者，用“小我”真情写“大我”题材，就必须有一颗“赤子之心”，且与农家之心共鸣，进而用诗家语表达农家语，把广大农民的获得感融入新田园诗词之中，也就是要用诗词这种特别的文体来礼赞三农新貌、吟咏时代风范，这也是当代诗坛创作新田园诗词的一大特色，需要不断发扬光大。在《新田园诗三百首》[10]中，相当一部分诗词作品都属于这个主题。例如，王小娟的《红手印》：“凤阳花鼓总忧伤，一曲辛酸唱小岗。十八农夫红手印，春潮涌起漫山乡。”又如丁德恒的《夏日农家》：“半院桑阴半院花，篱笆顶上挂丝瓜。斜阳老汉茶充酒，喜话承包发了家。”诗中的题材都是现代三农的新鲜事，但以小见大，可以让人感受到时代的新变化与三农的新发展。再如，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写过一首《退耕还林》：“遥望千山问几何，还林万里治荒坡。无须苞谷烧醇酒，但使油茶放牧歌。老叶辞枝肥嫩叶，后波逐浪送前波。两仪四象春常在，碧绿情牵日月梭。”其意象与意境亦是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良好效果发声。

（3）关注潜在读者，探寻审美偏好。所谓潜在读者，在《接受诗学》中称之为“隐匿的读者”。“隐匿的读者是诗人想象出来的他未来作品的可能的读者”，他“不是诗人凭空捏造、想象出来的，而是他从现实读者大量阅读的情况和信息中概括出来的。”[11]这就说明，从理论上讲，新田园诗词的读者主要是热爱诗词的现代农民与关注三农的诗家，但在现实的读者中，因每个人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与审美体验的差异，对不同风格的新田园诗词的阅读感受是不尽相同的，且这些反响也并非一成不变，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以，对于有志于新田园诗词创作的诗人来说，确立以潜在读者群体这个“大我”为中心的的创作理念，就必须用心捕捉现实读者对不同风格新田园诗词的反响，分析不同阅读群体的审美取向，进而逐步了解自身作品潜在读者的审美偏好，不断改进与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在这一方面，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堪称是关注潜在读者的典范。他“心里悬挂的明确的隐匿读者就是平民百姓。他说新乐府诗‘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正因为如此，他写诗常要先念给平民‘老妪’听，务使之理解方休，故白居易的诗大都平易朴实，通俗好解，妇孺皆晓。”[12]

3.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让新田园诗词为社会发展传递正能量

孔子关于“《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至理名言，更是揭示了传统诗词的本质特征。显然，“思”是源，“诗”是流；“源”清“流”亦清，“思无邪”，即在心之“志”“无邪”，自必发言之“诗”无邪。它与西方诗学所推崇的“诗不再承载着‘善’的使命，也不再以追求‘真’为目的，而一心一意地经营‘美’”[13]的理念是不同的。显然，“诗缘政”要求“诗无邪”，“诗无邪”传递正能量，弘扬诗缘政优良传统，引领新田园诗词创作，必须要坚守“诗无邪”的诗学理念，努力反映新时代新农民的呼声，创造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新田园诗词作品，不断为社会发展传递正能量。

古往今来的田园诗词，其数量巨大，内容广泛，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两大主题，即田家乐与田家苦。对于太平盛世来说，包括三农在内的各行各业，尽管都存在着发展不尽平衡或不尽充分的“短板”现象，但对于三农来说，主流当是“田家乐”，而不是“田家苦”，所以讴歌三农领域的新风雅颂诗作，自应成为新田园诗词中的主体。请看两首描写农村春天景色的新田园诗吧！一是《新田园诗词三百首》所载易南生的《春到棉船》：“东风浩荡到棉州，嫩草如茵水似油。紫燕檐前寻旧主，黄莺枝上放新喉。无边菜地翻金浪，万亩良田跑铁牛。柳绿桃红春满地，村民胜在画中游。”二是《新田园诗三百首》所载甘方武的《谷雨乡村即景》：“谷雨风和好踏青，杜鹃声里作游人。琼楼错落鸟声脆，碧水蜿蜒渠网横。山货畅销千里路，村姑巧织四时春。小康不觉悄然到，蔗境何须梦里寻。”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描绘当代三农的新形象、新风光与新变化，彰显了现代农村的勃勃生机与现代农民的幸福生活。

当然，以“兴观群怨”为己任的传统诗词，“可以怨”亦是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涉及“田家苦”的题材不是不能写，而是要如何将它写好写深刻，进而为促进有关问题的解决发挥好诗的特别作用。这就是说，基于“诗缘政”的“诗可以怨”，“怨”的内涵就是对“大我”中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劝戒与讽谏，但又有“怨而不怒”的约束，要求“怨”必须以“群”为前提与旨归，“怨”者亦深而向“群”之心亦真。显然，这些观念对新田园诗词针砭时弊很有指导意义。

例如，《新田园诗三百首》中所载的两首诗，一首为李明的《农村留守儿童》：“放假校园停了炊，一双姐妹泪纷飞。抬头望月思亲切，何处是家何处归？”另一首为郑耀邦的《打工吟》：“服务他乡久，深知作嫁难。雁惊霜露重，灯叹影身单。老板腰包鼓，民工汗水寒。年关看又近，惆怅独凭栏。”诗的作者以悯农之心，直面问题，对农村的一些现实作了诗意披露，亦有利于引起社会的关注，最终采取措施缓解并解决这些问题，促进三农发展。又如，笔者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写过一首《下乡感怀》：“暗问乡村苦竹笆，为何户主走天涯？寒衣露宿愁烟雨，陋食风餐叹物华。拖欠薪酬娘讨债，催交学费子还家。耳边多少揪心事，踏破惊涛搏浪沙。”诗中既反映了当时农民负担沉重的客观情况，又表达了一名干部直面问题，欲为农民排忧解难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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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272页。

[2]周秀荣著：《唐代田园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武正国、翟生祥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4]周秀荣著：《唐代田园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5]周秀荣著：《唐代田园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9页。

[6]孟庆雷著：《钟嵘<诗品>的概念内涵与文化底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7]裴裴著：《诗缘情辩》，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8]周圣弘著：《接受诗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9]周圣弘著：《接受诗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10]吴洪激主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11]周圣弘著：《接受诗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2]周圣弘著：《接受诗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13]江弱水著：《古典诗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页。

作者简介

       罗辉，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北省荆门聂绀弩诗词研究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