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莊文永

    用區域文化的視角對文學進行觀照，是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泰納（Turner）提出來的。他提出的種族、時代與地理環境是決定文學的三大要素，其中的“地理環境”要素最引人矚目。因此，人們通過文學的地域性來考察文學，發現並揭示出文學的發展規律，可加深對不同區域文化特質的理解。如果我們用“區域文化”這個視覺來檢視澳門詩詞的特點，不但有助我們對澳門文化特質理解，而且也可較為清楚看到澳門詩人詩詞創作特徵。

    我們知道，區域文化有她自身的特點，不同社會結構和發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環境、民俗風情習慣、政治經濟情況,孕育了不同特質、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諸如齊魯文化、三秦文化、湖湘文化、燕趙文化、嶺南文化、閩文化等，在特質上都有明顯的差異。澳門有四百幾年的歷史，積澱豐厚，是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地區，中西文化相容並包，和而不同，有中華文化的底氣；西方文化的熏染；宗教文化的傳播；周邊文化的滲透，有較好的傳承性、穩固性和輻射性，這就是澳門文化的鮮明的特點。

    從澳門文化的主要特徵來看，文化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包括葡文化和西方的各種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貴和”思想，如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祥和等，在澳門都得到很好的傳承，可以這樣說，這是澳門和諧社會的寶貴資源，同時也是澳門詩詞創作的重要內容。澳門文化追求和諧，澳門詩人生存在這和諧文化的時空裡，自然有自己的感想，自己的記憶，自己的經驗和體驗，必定會因為特有的情感地去看待社會和人生，也必然有種種與別的地域所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觀的考慮，甚至折射出地域的記憶、夢想、想像等等，來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詩人們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並用本地經驗、體驗去觀照、理解，獲得一種生活在此地的生活態度，人生態度和寫作態度，從而在文本中呈現出一個與其他地域寫作者有所區別的意象、意境、境界等。我相信，同一個具體的抒寫對象，雖然在各個地域同樣存在，但在每個地域中都會因為文化、地理、氣候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在某些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

    澳門詩人在澳門獨特的和諧文化氛圍中，承傳了中國古典詩詞的貴和思想，具有“溫柔、敦厚、和平”的特色。澳門詩人的“貴和”表達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國家情懷的層面，一是人生意義上的層面。如著名詩人梁披雲梁老寫的：“漲海潮騰，濠江春滿。泉澳交流，源流長遠。四百餘嵗，失地回歸。金甌重整，禹甸增輝。港澳前驅，台彭繼起。兩制一統，光華濟美。”又如佟立章佟老的詩：“裂土回歸到夙期，已衰筋力我能支。山靈水韻閒收拾，直待春風舞鬢眉。”這兩首詩都是寫在澳門回歸之際，前者將澳門回歸提升到兩岸和平統一層面上，道出了祖國統一才是中華民族之福。詩人用“濠江春滿”“禹甸增輝”的意象，傳遞著澳門回歸的喜悅心情，而心情卻是輕鬆的、平靜的。後一首也是以平和的心境迎接回歸，“山靈水韻閒收拾，直待春風舞鬢眉。”把澳門和諧文化的特質在詩中淡淡透露出來。再如馬萬祺馬老的詩：“碧海情天美景妍，山東青島著鞭先。澳門街道聆音樂，愛國親情兩地牽。”詩中有強烈的愛國情懷，雖然沒有多少環境的描寫，但是，詩人捕捉到最具環境特徵的“澳門街道聆音樂”，用簡潔而氣韻生動的意象勾勒出的文化風情，更富澳門和諧溫馨的文化氣息。

    由此可見，澳門的老詩人們在澳門這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對國家的關懷都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集體經驗，他們的抒寫有著自己的表達方式，顯示出心平氣和的特徵。所謂的“心平氣和”，無非是營造了一種日常生活方式的樸素與平凡的氣氛；而地域文化的魅力本來就蘊含在一種永恆、樸素的“平和”之中。這些詩讓我們大體領略了滲透於生活方式之中的地域文化的底蘊。

    澳門詩人在這和諧的環境中，造就了“溫柔、敦厚、和平”的人文氣質。同時，澳門是一個穩定性很強的社會，詩人們心平氣和，詩詞創作彰顯人生的樂趣和意味，沒有那種飄浮不定的生存境遇的感傷。如佟老的《女冠子》：“凝眸意悄。正是綠鬢嬌少。乍相逢。淺淺情偏好。香涵玉靨中。  韶華隨夢了。空度畫樓風。休惱他花草。不飛紅。”；再如劉家璧的《山行》：“幽香在何處，能否醉劉伶。不覺山深淺，身輕氣自清。”、“愛花偶問姓，賞鳥不呼名。予樂知魚樂，心清見水清。”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詩中看到，詩人們一方面在不同層次上來描寫區域自然景觀和文化特徵，另一方面對區域文化生活情趣的表達。詩中沒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情感，而是平和的、輕快的情感抒發。詩中含蘊著詩人們的一些希冀和理想，反襯著現實生存環境的人生體驗。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說，詩中體現了澳門和諧文化的親近感和認同感，是一種澳門文化情愫。我們可以透過詩的描寫，體驗澳門文化的集體性格和氣質對澳門詩人詩情的重大影響。

    澳門中年詩人劉家璧先生的詩集《山行》所表達也是這種情懷。《山行》收入五言絶句三百首，是劉家璧近年來閒時登上本澳蓮花山的所思所悟之作。作者以從容之心，沿著詩的幽徑一路探尋，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觀照自然，體悟社會和人生。無論是青崖翠綠、松煙流泉，還是雲繞蓮峰、林間啼鳥，隨手拈來，均可入詩，且構思新穎，想像豐富，語言清麗，格調淡遠，質樸自然。如“幽香在何處，能否醉劉伶。不覺山深淺，身輕氣自清。”、“愛花偶問姓，賞鳥不呼名。予樂知魚樂，心清見水清。”從這些詩句裡我們細細品味，可以讀到作者的人生境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历史的长河里如白驹过隙，欲望太多，成了累贅，還有什麼比擁有淡泊的心胸讓自己充實，滿足呢？一個人要以清醒的心智和從容的步履走過歲月，以一顆純美的靈魂對待生活和人生，才會得到平靜喜悅，才能超脫自然和恬淡生活，輕鬆把握一切而笑看日落日出，花飛花落，從而得到“身輕”和“心清”。

    無論是讀古典詩詞還是現代詩，我關注的不是詩的“好壞”，而是詩人的形象，詩人的本真。前人常說的“要寫好詩，先作好人”，其真正的意義並非簡單的道德教誨，而是指詩人本身要是一個飽滿的、對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有自知和自信的人。在我的理解中，好詩的“好”更多是指形象“完好”的好，因為一首好詩自然有一股強大的人格力量貫穿其中。   縱觀《山行》，作者隨意抒情寫景，但不造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表現了獨具個性的人生體驗和思想感情。詩集涉及到感舊懷古、抒情議論、小城風物、山水景色等諸多題材，完全是一種真情流露，如“滿城風雨下，青嶂入蒼茫。魚隱因風急，荷傾是雨狂。”的借景抒懷，“時序遞春秋，榮枯人替愁。英華有清氣，蒼翠任風流。”“高山呼日出，海上淡煙開。噴薄彤輪湧，霞光射浪來。”的清新自然，都有一種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超然乎塵垢之外，坦蕩達觀的感覺。

    詩如其人， 劉家璧為人淳厚樸實淡泊，不圖功利虛名，在這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實屬難能可貴。也正因為這樣，他的詩才有一種平和的、寧靜的境界；真情流露，一種直接、從容、氣醞深厚的抒發。他詩集《山行》給我的第一印象的是：寫詩不是為了媚俗故作姿態，而是圍繞詩歌本身的情感表現，情之所致，自然成詩。在優秀的古典詩歌的字裏行間裡，我們總是能感受到一個詩人——也許可以說是一個靈魂站了出來，向我們說話，向我們呈現詩人的人格、氣質、風骨、情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詩人的本真。這就是澳門詩詞的一大特色。

    地域文化的基本要素大體指的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或者說是生活方式的呈示形態，最鮮明、最感性的特徵是包含在人文環境神韻的詩的境界之中。從地域文化來考察澳門的詩詞創作，我們可以發現在詩人的詩中，地域文化投射在自然、人文環境上的影像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明顯的。中國大地地域遼闊，中華文化淵源流長。中華文化既存在著聚合性，又有各自的地域色彩，澳門也不例外。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的詩詞創作都呈示著這種特點。以上這幾首詩都共同展示了一種屬於澳門自己的文化情懷，詩人們普遍有著一種安貧樂道、隨遇而安的習性，地域文化的性格原型和氣質深深地化合在詩人的血液裏，記錄在潛意識中，以致於它隨時隨地在詩詞創作中表現出來。

    澳門和而不同的、多元的文化環境，為澳門詩人們提供廣寬的創作空間；澳門和諧的文化氣氛，也是澳門詩人抒寫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