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业松

中华诗词从《诗经》问世，已近3000年历史。如果追溯它的产生形成年代，那则是更加久远。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地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衍生文化。

时至当今，我们对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有何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究竟如何？

据笔者观察，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认识，我认为是错误认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中华诗词世过境迁，其语言陈腐，字词生僻，声韵繁琐，文体单一，只是少数文化阶层的文字玩物。更有甚者，或许还有人认为是“老八股”，“封资修”，应予削弱或者淘汰。

第二种认识是一般性的表淺认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华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句式整齐，声韵和谐，语言凝炼，内涵丰富，意境深远的艺术特点。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熏淘感染，怡情启智的教化作用。是一种高雅的文学形式。

第三种认识是根本性的深层次认识。也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中华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化，除了它的艺术优势以外，它的更高价值应该是它的历史社会价值和当代社会价值。

中华诗词随着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长期泳涵，早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只要是获得了这一文化基因的人，无论他身处何时何地，处于何况何境，他都会记住自己的灵魂深处烙有一枚中国印，胸怀着一颗中国心，心系着一缕中国情。

历史的实事足以证明：不管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凡是饱读中华诗书，对中华诗词有深层认识，且达到一定程度，进入到一定境界的人；只要坚持诗化人生，以诗的情志，诗的胸襟，诗的气势去修德启智，投入事业，它将会产生无限的精神动力，去促成你的成功，实现你的梦想。至少可以获得人格德性方面的功果。

战国时期的屈原，他身为楚国大夫，已经功成名就。为了实现他的雄楚大略，他力主抵御侵略，变法图强。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以“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没兮为鬼雄”的民族气节，临折不弯，汨水沉沙，其爱国精神名传千古。

秦汉时期的刘邦，他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气魄，推翻暴秦，消除割据，建立大汉，成就大业。

魏晋时期的曹操，身为丞相，他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广阔胸怀；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以“周公吐甫，天下归心”的远大抱负，平定北方动荡，结束军阀混战，为三国归晋，再次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唐时期的李世民，他以“芝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的远大理想，东征西讨，巩固大唐；虚心纳谏言，垂衣治天下，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君。

两宋时期的岳飞，他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战斗意志；以“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的坚强决心，转战八千里，吞吐云和月，为后世留下了“精忠报国”的刺背身影。

南宋时期的文天祥，他身为状元，出任知州，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戎马征途，收复失地。他被俘之后，坚贞不屈，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牺牲精神，舍生取义，留下了千古绝唱。

晚明时期的戚继光，他以“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边花月笑平生”的乐观态度；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爱国心愿，长守边疆，抗击倭寇，屡立战功，受到人民爱戴。

清代末年的林则徐，作为湖广总督，官至一品。他以“海到尽头天作岸，登山绝顶我为峰”的雄伟气魄；以“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敢担当，抗击英军，销烟虎门，得到后世传颂。

现代的毛泽东，他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理想和抱负；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统领霸气;以“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胆略与气魄；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高度自信，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驱出了日本佬，打垮了蒋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脱离了苦海，走向了光明。

这些人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不仅是这些伟人如此，志士如此，只要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是如此。

千百年来，该有多少拥有中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他们投入事业，每当想起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诗句时，总会鼓起勇气的风帆，去勇往直前。

当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只要想起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时，往往就会再接再励，更进一步。

当他们受到挫折，遇到困难，有所迷茫之时，只要想到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也许会看到希望，克难奋进。

当他们在为国为民效忠的岗位上有所困惑时，只要想到秋瑾的“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华碧涛”的诗句，就会激励斗志，振奋精神，鞠躬尽瘁，敢于担当。

当他们在祖国需要，甚至面临危险的时候，只要想起徐锡麟的“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诗句，就可能会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舍生成仁。

当他们身处异域，长恨久别之时，只要想起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时，就会恋乡爱国，游子思归。此类之例，诚一一难表。

这就是中华诗词的历史价值之所在，也是它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也许有人会问：尽管其历史价值如此之大，现时跨千年，社会更迭，几经沧桑，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未必还有当代价值？这一点也是毋容置疑的。

中华诗词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当代全球竞争的大环境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精神支撑尤为重要，且更为迫切。如果发挥得好，它就能增强人的底气，激励“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生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当；“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鼎新革故”的创新思想；“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

前一时期，由于多元世界的影响，西方文化的渗透，加之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使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一度弱化，甚至是教育缺失，有些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基因开始变异。在他们的感觉中，他们身上的中国烙印似乎消褪，他们的中国心好象麻木，其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感日渐衰减，从而产生了信仰危机和民族自卑。他们总觉得我不如人而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甚至认为连外国的电饭锅也是“人养”的”，马桶也是“喷香”的。有的道德伦理低下，真善丑恶不分，其人生观、价值观极度扭曲。而且导致一些地方党风、政风、行风，社风、民风、家风不正的现象出现，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果这一问题不引起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任其下去，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就有可能不攻自破，发生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民族危机。

近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看准了这一点。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明确指出：“我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文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第18次集体学习时先后讲到：“要使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提高国家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讲到：“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在纪念党的95周年大会上，他又一再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因此，“践行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全局，刻不容缓”。

我们深信，党和国家对自己传统文化认识地转变，将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性转变。由此可见，中华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化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部分，它的当代价值将更为突出。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全面领会，深刻认识，切实落实。长期坚持强基固本，我们的这一民族文化基因就会逐步得以修复，得以还原，得以充实。使之成为兴我民族，壮我中华的，源源不断的先天营养和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