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森（1977- ），男，汉族，山东平度人。自名于沧海，字成我，号负堂、否庵。201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为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现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系学校引进的首位博士。中国韵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济南明湖诗词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诗词曲学的研究，尤于意境理论、王国维美学有深入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诗词曲学谈艺录》、《聂绀弩旧体诗研究》、《<漱玉词>评说》、《诸二十四诗品》，另撰有《论意境》、《论豪放》、《元曲正义》、《论语我说》、《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王之涣诗歌研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二十四诗品>解说》、《稼轩词选笺评》、《唐宋词选笺评》、《金庸说部诗学研究》、《否庵旧体诗集》等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论聂绀弩诗

 

甲申之秋，余求学济南，偶知侯公井天之事，因访焉。晤谈，则公虽已年过八旬，而犹勤勉聂诗之辑佚注释，详尽富瞻，前后凡七易而版其稿，劳心尽力，至是已数十载，其真而热诚，端令人肃然起敬。天生此人，诚绀弩之大幸也。后又来往，渐周知其事，为爱聂诗故，心亦近密，往往而去，往往而告之以诸事，遂为忘年之交矣。稍及其诗之佳处，而余甚讷于言也，因敦期余作文以论之，勿顾盼时流，全面以评价焉，诺之。先是，拙撰《诗词曲学谈艺录》旧稿已略有论及聂诗者，以未窥全豹，久痒其事，今机缘际会，殆亦所谓数邪？聂诗之蕴，海内评论已大抵括之，而得其佳处，余且不细论，但就余所创“神味”说一义以观之而见何若，其诚愿无失侯子之望也。

（一）聂绀弩旧体诗于中国传统诗歌境界之开拓意义

今人阐说聂绀弩旧体诗之开拓，多就其艺术特色以言之，其或以为开拓新境，或以为虽出于打油诗而超越之，或褒或贬，实皆未中其实质，以其观点所据，仍囿于传统诗学之理论及精神也。欲论聂诗之开拓，若不归结至其能突破传统“意境”理论之束缚，其为隘陋也必矣。其开拓之境，非在“意境”之领域而为新意境，乃是进乎意境之上、出乎意境之上之开拓，生面别开，世之誉聂诗为晚清至今第一且为唯一之一人，其意义若不附丽于此，则犹隔靴搔痒，莫得其会心之领悟者矣。

聂诗此一新境界，摆脱传统而自新，余名之以“神味”也。“神味”一说乃拙撰《诗词曲学谈艺录》一书所倡，意在突破传统诗学之“意境”理论而提出新时代之新审美理想，以裨益新时代之文学。由批判继承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境界”说，脱弃钱钟书《谈艺录》之倒退及宗白华之歧路，梁宗岱之稍发展意境理论而惜更狭仄且无本质之突破，此中细节，可参《诗词曲学谈艺录》、《嫁笛聘箫楼曲话》、《诸二十四诗品》及《金庸说部诗学论稿》诸书，其体系庞大，意蕴深细无法一一在此详述。简言之，意境与神味之区别，即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与明代无名氏之民歌《锁南枝》之区别，一以优雅平和、含蓄不尽为意，一以豪放泼辣、淋漓尽致为意。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境界”说虽集意境理论之大成，实则其为总结，已在理论层面而不及于现实之创作，属面向过去而非面向未来，极端忽视二十世纪风起云涌之社会生活及其多姿多彩、崇高伟美之文艺创作，故开启新境，不可期也。盖诗自唐时鼎盛后即转衰，唐末司空图之《二十四诗品》及有关诗论，即已堪称意境之理论成熟之作。诗在宋为词，在元为曲，元曲之变已尽，其后之诗，多意象之因袭，而洵多死灰，渐趋于腐朽，而不可救药。宋元明清亦各有诗，安得谓之诗在宋为词，在元为曲？夫事物之变，由乎生力，至其巅峰，生力渐少，死气渐多，后不胜前，即其死道，此在人道未必然，其在艺道则为必然也。如以画论，历代不乏造赝高手，其所造赝品，几与原迹无差，然在吾人心目之中，两者之价值犹霄壤之异也。宋元明清之诗，犹奉意境为极致而不知更进，即犹画之赝品也。其有一征，曰可复也。意境之构成，意象为其元质，意象则情、景二事之所成，在吾国尤以“化景物为情思”为意，纯粹写景，情融其中，意融于情，理趣融其内，如盐在水，玲珑剔透之境是尚，王国维之尚“无我之境”，岂徒然哉！若“神味”说之一义，则尚“无复”，如上所举例之李清照《一剪梅》、明无名氏《锁南枝》，前者之情境可复，而后者之意蕴则不可复。情、景如竹梅江河、花榭禽鸟、春花秋月、小桥流水之类，历代大量重复于诗，意境比似而不厌，岂非怪事？亦良由乏才阙力，如循吏焉。“神味”之无复，则由意、事二元质缘起，结晶为细节，细节若以上所引无名氏之《锁南枝》，意味俱新，非不欲复，实不可复、无以为复也，其不可复，由于意之不可复，若意境之复，则由于情景之可复，其不同如此也。细节之核心因素为叙事，叙事而以细节出之，皆有不可复之性质，若复之，则索然无味矣。故意境之形成，端赖乎意象，如马致远之[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历代称之，几乎以为元曲之最佳者，实则元曲之本色为“豪放”，而元曲豪放之最具代表性之领域则剧曲，马东篱之此作，既非元曲之本色境界，亦非剧曲，根本无缘与元曲最佳之作之列也。其所写虽隐含人物之行为，然叙事之成分殊少，即无不因其以意象为核心而以造意境，不外乎情景二因质也。若叙事之为细节，则吾国诗中偶有到者，如范成大《初夏》诗云：“清晨出郭更登台，不见余春只麽回。桑叶露枝蚕向老，菜花成荚蝶犹来。”其总体仍不出意象而造意境之蹊径，但其“菜花成荚蝶犹来”一句，已然隐具细节叙事之性质，故此句特佳。若吾国之诗沿此而追求，则可越“意境”而至“神味”之境界，即极小之文字单位中，而力求最具浓缩之内容，“神味”最为浓郁辣烈——聂绀弩之旧体诗即遵循此一路径，惜此路径特难，不易作为，故其更上之境界，则吾国歌诗中抒情诗而外之叙事诗，自汉代之乐府而至杜甫之如“三吏”、“三别”（《石壕吏》尤为杰出），又至元白之叙事诗，最终汇流为元曲之剧曲，汪洋浩瀚，神味淋漓而灿烂，此种境界，皆不可复。故不可复之神味，其难较之意境之创造，不啻倍蓰也。聂诗如《锄草》诸作，皆运意以行，烂漫缠绵，其所造非复仅是意境，而更以“神味”胜也。其诗所以特出于时而开拓新境，亦罔不由此之故也。《嫁笛聘箫楼曲话•二七》云：“盖意境者，其力在自然人生，两者相融而无间，相互体贴，不着意于互胜，其特征乃和谐，以静为主而兼有动，使动不突出也；若神味者，其力则在人生，尤在人事，模写自然，不过以见风致风神，点染人事，则因性情以见其神（内美），因事之复杂多变班驳异彩而得其味，神味之力，多赖细节，意境则多赖兴象。细节如‘你问当家中有媳妇，问着不言语’之类，兴象如‘枯藤老树昏鸦’之类。‘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是细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空梁落燕泥’是兴象；后者观察体贴入微，乃写景之佳者，似亦有细节，然非真细节，以其所指乃自然，而所得在景物之风致趣味而已，与前者之指意而及人生，明显不侔。如‘桃下柳蹊，乱分春色到人家’非细节，纵其情思之妙不可思议，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是细节。诗词中虽有细节，然以体制言之，元曲却最为宜。细节而蕴含内美或抽象具哲学思蕴，则易致神味之境界”，细节直指人、事，此二者抉神出味，生动活泼，烂漫泼辣，意境非其比也。聂诗依托历史背景，此一段历史本即无限异样之精彩，绀弩又善加点染，寄以细节，以诗存史，因史彰诗，因之以见灿烂之我性，自易出彩。故绀弩集中此种之作，与传统以意境胜之诗作迥别，今人贬之者蔑如之以“打油”，褒之者又苦其非意境理论而能牢笼，以是苦恼苦闷，盖不知“神味”一义也！若以是观之，则不独豁然而悟聂诗佳处之所以为佳，且其开拓之意义，可无忸怩自卑以称之焉！使绀弩闻此义旨，亦当喜不自胜矣。嗟乎，世之大美，处乎丑恶朽腐卑劣惨淡之境地，皆以为非，无名以正其美，其不自安且有若是之艰难也！

意境非诗中之最高境界，近人中亦不无察之者，《诗词曲学谈艺录》一书卷三已稍论之，如《人间词乙稿序》云：“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以意境胜。”窥见消息，而未深究，不能自圆其说，亦无可奈何也。拙撰《嫁笛聘箫楼曲话•四九》又云：“实则意境本即极其致于艺术，若钱氏《中国诗与中国画》已明王维诗画俱善意境，而画在吾国最尊，诗却其次，故意境非文学之最高境界也，此则未有人深思之，由之以进，突破‘意境’一义机在乎是矣。”钱钟书《谈艺录》倡言“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实不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之结论适与之自相矛盾也。又云：“吾国本重诗画相通，故诗中多以意境胜者，王国维归结其义，功实至伟，惜更进一步，以归结诗中之无以意境胜者，则未悟。宗氏移之艺术，可谓归其正宗，与文学之求第一义却无涉。或以为意境为诗中所特有，则认婢做小姐矣。意境何以非文学之极致？盖艺术极于物，以物为主，故以淡远深邃为尚而求灵动，恽南田之云‘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是也，其极致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文学重人而反是，而重平凡之中以见大美，其为物态韵致，则尚泼辣烂漫；其境界以人生及现实世界之变幻多端、复杂深刻故，而远胜于艺术，驳杂融一，是其征也。‘一’以见其深，驳杂以见其姿态之烂漫，总之为‘神味’一义也。”余以“神味”说一旨论聂诗，不可不使读者稍知其义旨也，《诗词曲学谈艺录》综其要义，兹亦录于此焉：

1.“神味”兼静态而以动态美为主，其最高之姿态为泼辣烂漫，以此为切入现实世界之契机（虚实互生，以实为主。虚所以提升提炼实而得其精华，以入于更高境界之实）。此一动静非形式上者，而由精神主之者也。形式上之动仅得活泼之韵致风神，精神上者则得灵媚闳美，皆我之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之所注者也。

2.“神味”重内美，而重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此与“意境”美大异。“意境”之哲学基础为“天人合一”，诗学基础为“中和”之美，但得其偏于消极静态柔弱者；“神味”则以此为非是终境，而最终以人主之而见人之主体性精神，而得“中和”之美之偏于积极刚健动态者，并兼有“意境”之长者也。惟是之故，豪放词乃能兼有婉约词之长，而反是则不然也。

3.人或人物形象及其存在之最高境界：“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此一境界  由进王国维之“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得。传神合消极之“我”（可能为“大我”）为意境，而传神合积极之“大我”（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为“神味”。欲至于“大我”之境界，必以非功利之态度对人而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而后可得也。

4.“神味”说之三要素：事、意、细节，而以性情一之；性情尤重朴素，由天真而至烂漫，得人间“大我”之情味而至泼辣、豪放。若无性情中之朴素天真，断不能至于豪放泼辣之境界也。

5.“神味”之内质：豪放之精神境界。“意境”以写意为极致，“神味”以豪放为极致。“意境”以“兴象”为中心、以情景为中心，“神味”以“细节”为中心、以人之主体性精神为中心。

6.“神味”之本质特征：不可复（性情、细节）。“意境”则多复而大同小异，此由“情”、“景”易单调故也，而唐以后之诗史足以证之。“神味”之“味”，特指“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经于世俗而后得者，故其性无二，而不可复也。

7.“神味”创造之理想：由大俗而臻大雅，其境界为平凡而造伟美，闳大深情，不可方物，不可思议。非独如审美，可以闲淡之姿态心神以观佳人，而是和合真、善、美三者，若睹佳人而当下呆立，魂灵出窍，得大受用也。

8.三境界之别：艺术以灵动为特色，人生以“意境”（尚淡远闲逸）为特色，文学以神味（“神”为物之极，“味”为人之极）为特色。文学亦艺术之一，而含未实现之人生，故最全面而深刻，深具理想之色彩也。

9.“神味”为杂多融一之美，以天真烂漫、淋漓尽致为外在最高之表现形态。“神”为一物之极致，“味”为多物或人与物和合之极致。“神”之最高义在于性情之神，“味”之最高义在于以人为最无价最第一之价值之境界而得之“味”。

10.比喻：“意境”如王士禛所言之龙，云中只露一鳞一爪；“神味”如张僧繇之画龙点睛。“意境”如鲲鹏乘风，“神味”如凤凰涅槃。“意境”如水中之盐味、蛹中之蝶，“神味”如蜜中之花、火中之凤。

11.“意境”典范代表之作如李易安之《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其稍巨者则如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神味”典范之作如《挂枝儿》（“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其闳大者则如关汉卿之《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感天动地窦娥冤》。

12.“神味”说之目的：理论上为突破“意境”，故文学上为促使开一新境界而别造兴盛，人生则为人而以人为最无价之价值、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也。以人为最第一之价值，非以人为中心，而抹杀其他一切诸价值者也。

13.创造之法之异：“意境”，由有限以求无限，故其所求之“大我”仍为个体之“小我”，为形式上之“大我”也；“神味”，则是将有限最佳化，故其所求之“大我”乃是“无我之上之有我”，由世俗之社会民生锻炼而来者也。

14.王静安之“不隔”，乃就情景以言，此特小事耳，已隔一层，此断不能至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身之融入现实世俗世界，而后有感情境界，而后有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亦即大俗之境界，豪放之境界，此真不隔也。“不隔”之义，用之未必能至于“大我”之境界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无之必不能至于“大我”之境界者也。

15.“意境”以陶渊明所造之境界为最高境界，而“神味”则以辛稼轩所造之境界为最高境界，而无论其文学之境界也，无论其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也。以文学境界论，李杜自居最第一，而其人格境界比之辛稼轩尚有所稍逊，况辛稼轩之文学境界足以高于陶渊明，故以辛稼轩对待陶渊明也。

16.“意境”之总体氛围为优美，特以抒情诗为其范围；“神味”之总体氛围则为偏于壮美而兼优美，抒情、叙事皆总有之而不分你我，而鉴于吾国抒情诗特已发达之甚之事实，故今后其寄托特在叙事诗一体。故“意境”一情景为内外，而“神味”则内则以“豪放”之精神，外则以“细节”见也。

17.由言不尽意至于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意外之旨，而加以吾国文化精神中中和之消极柔弱，此“意境”之实质，虽王静安之“境界”说，亦不过如此，此特为“技”之境界耳，是守成之境界也；若由之而更进，得中和之积极阳刚，由之以见人之主体精神即动之精神，以为融入现实世俗世界之契机，则创造之境界遂可期，是“神味”一旨之精神也。

18.“意境”者审美鉴赏之理论也，其非不能于创造美也，而审美鉴赏是其最适于用者也，审美鉴赏之境界是其所求所赏也；“神味”则审美鉴赏而兼创造美之理论也，而创造精神为其内核，以“豪放”之本质即为不受拘束于业已僵化而丧失生机之礼法制度、法则规范也。故“意境”用于古则可，用于今后而有以进益文学创作，则非是第一义矣。

19.“意境”之最终目的为由文学而及人生，“神味”之最终目的则由文学而及人。为人生，则不无现实功利之影响；为人，则是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也，为成就人也。近世西人大崇个性，故以群性为指归之“崇高”得大兴起，吾国自汉代后即大崇群性而乏个性，故豪放得造极于元人粗略之治。豪放者，由群性成就个性之具者也，故近世西人所大崇举之“崇高”之境界，唯由“豪放”而可得瓜葛，若准之吾国，则豪放是其出头地也。

由上所论者观之，绀弩之诗实具莫大开拓之功，宜俯视众人而灿烂乎一代也。“神味”之境界之所造，必以体现六度之“细节”为之，而此细节之创造，又无乎不自现实世界来，且自最真实之现实世界来。“细节”之为造矣，尚不足也，必因之而见“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以见作者之为主体之姿态，而为豪放烂漫、淋漓尽致，而完全体现“将有限最佳化”，如此者则所造为之“细节”为不可复（“无复”），而能独立于文本或文学史。诗之衰而后，诸人皆梦寐而犹以意境为事，独绀弩突围而出，以貌似打油之形式与游戏之意态以为之，歪打正着，又有其必然之因素存焉。仅以此论，绀弩诗之在诗史上杰出之地位，即无人能撼之矣。“神味”为文学之最高境界，不独以诗为然，绀弩之诗不过在此领域之表现而已，一峰独秀而寂寞无援，若小说则颇众星灿灿，此则又非本文之所关者矣。

    虽然，聂绀弩之旧体诗虽于意境而外别有开拓，而极为特出，然其总体范围，仍拘束于旧体诗之体制（聂绀弩旧体诗之主体为七律，篇幅太小），而不能大展本领于叙事（细节），若“神味”说之最高境界，必合关汉卿、郭沫若、聂绀弩三者之所有优长，乃可能达致。聂绀弩之旧体诗，乃属历史之偶然而非必然，故其于二十世纪以来对于“意境”理论之反动，仅具个案之独特价值，而却不足以意识到新时代之新审美理想之追求、创造，未若新诗之领域也。故崇聂绀弩之旧体诗而无不可，而极端崇之，则有悖于聂诗之此一性质矣。

（二）聂绀弩旧体诗成就之原因

聂绀弩《题〈宋诗选注〉并赠作者钱钟书》云：“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羡钱氏之善作注也，何永沂、顾学颉皆言之矣。顾氏《杂谈聂绀弩诗》云“宋词中有一派专门走奇险巉刻，僻涩新奇，不道故常，不落俗套”，其实聂诗虽有此风貌，却非其佳处。所谓宋人一派者，亦非高境，况俗套可厌，而世俗之大俗之美，则又非词人书生所能臻也。以譬喻之，则宋诗不过拉杂堆积好胜，虽已稍脱意境为可嘉，而退回一步之探索开拓却乏艺术境界之建树，故不足与意境争胜，皆因未到神味之境界故也。绀弩所以如此道者，盖因其自己亦未知其诗与宋诗之本质区别，而缘多用典故、逞辞硬拗而归为同类矣。又《答钟书》云：“我以我诗行我法，不为人弟不为师”，亦半大话，其心则是矣。然推其成就之原因，则不得不综论诸种种之因素也。

据高旅序等材料，可知绀弩作诗，纯出无意偶然，其作亦本自得自乐，无意于佳。高引聂论诗语，颇可注意。如“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五四后新诗，其佳者确在文学上辟一新境界，此与学外国诗颇有关系。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而旧诗终以难为通俗，通俗太过，又已不成其为旧诗，故虽有大力，亦不能使之重归文学与小说、戏剧同科。新诗则尽管有不可人意者，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作诗本为消遣，根本不懂作法，过去根基也浅，（过去有时也搞搞新诗，有看不起或厌恶旧诗之意）……”。

上之所引，颇可透露诸多消息。其始也，绀弩本恶旧诗，亦即其于以意境理论为矢的之旧体诗本不能满足，奠基于此。其于新诗，偶感兴趣，其原因则不过是新诗“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换言之，即作新诗非其初衷，不过别无选择或赶时兴耳。由此之故，其结局则成就无几，强扭之瓜难为甜也。其次，则其于新诗之态度，极为正确，即其虽有佳作，不过寥寥无几，前途希望不可见也。由此，目光又转向旧体诗，则以为通俗太过，如诗界革命诸子之所谓开新意境者，今日观之，实多陋劣无观，反失意境之佳处，是开拓而无成者，绀弩必不满意，然此一路径实足以启发之焉。又次，绀弩于旧体诗之最不满意处为其无能于通俗，恨其所写甚为雅化，内容狭仄而情趣麻木，面目可憎而毫无生气，现实世界之丰富多彩，无能之而已。由论“又苦无多油可打”，则知绀弩作诗求有诗味，而无论不忌其形式为打油与否。由自言“根本不懂作法，过去根基也浅”及“作诗本为消遣”、“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则知其为诗，必求于多趣而有情致，由昔根基之浅，则必广借书典以驰骋以见其淋漓挥洒、无拘无束、驳杂博辩之意态韵致，且其用力，必大专注于诗中之对句及意味之锤炼，以见人、事、世蕴之神味也。聂诗出色之处多在此二端，可知之也。故绀弩之能成就其诗，虽著游戏之姿态，实于开拓之境中借以释其负担耳，非幸也，实由于积极无拘之态度及不求外物之凭藉而唯求自证之自信，暗中摸索之超绝群伦超乎时空之识见，而以成就之也。不知乎此，不可谓为聂诗之解人也。其能思而思到，无形中窥见正路，同代之人无可办此者，如近代以旧体诗名者，颇亦不乏其人，如鲁迅、郁达夫、田汉、老舍等，亦有可观之作，其天才才力，亦未必下于绀弩，然皆无此先进之识见，而妨碍其最终之成就，皆为意境之旧色彩、格调所笼罩，特出者不过在意，或以才情胜耳。其中最可惜者为钱钟书，明已推出以意境胜之诗在诗中为第二义之结论，却不知更进开拓，无思即无成，岂不宜哉！若绀弩之为幸也，则论其杂文，次于鲁迅；论其博学，逊于钱钟书；论其性情，亦未必妙绝于同时之人，亦似有之，然何独绀弩卓荦不群于诗？此数者皆非根本之原因而已矣。故绀弩虽似无意于诗，而实大有心，于游戏之总体心态之下而苦心经营，别出蹊径而不拘常格旧路，此实其诗之得成就之最第一之原因也。

其次，则其离奇谲幻之人生境界及人生经历也。绀弩之本色一书生耳，其才虽高，却不无幼稚，此自世俗圆滑世故之目以观之也，然在吾人，却剥去此一幼稚之外壳，而探得见其正而诚之本心，真而热烈之衷心，于此世界及人皆抱无限热爱之良心，追求真、善、美之高尚心，不尚无畏厌恶雕饰丑恶之真心，向往自由渴望摆脱一切诸束缚而我行我素之欲望，宛然如生也。王船山《古诗评选》云：“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盖人之处乎此宇宙自然人生之中也，凭其内心本真自我之冲动，凝聚灵魂之光华，灌注真情之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缠绵悱恻不可自解不能喻拟之执著在，莫名其妙而油然而生，浩然而盈，沛然以发，黯然以寄，有其不得已之一段意思在，外人断不可解释领悟，绀弩有之，其人生境界有若此也！凝聚外物之万类殊致，感悟天地宇宙之哲思义理，附丽自我内心激荡澎湃不可掩遏之感情，际会以发其烂漫纯粹之奇谲梦幻，悠然自得以炫其辞采之游漫，神与思会而趣与味谐，赏其心则真美与俱，抒其辞则奇艳竞陈，诙谐以见自我之有馀，夸张以见体物之能运，无限快乐，无限浩叹，人生境界之体验，酸甜苦辣辛，黑白黄红紫蓝橙，文学境界之灏烂，皆相期以相成，莫其征而可辨！绀弩之经历，可称人类历史上最为波谲云诡丰富多彩之时期也，尤其文革十年，尤足为吾国之书生增色！同一时也，或随风而转舵，或坚贞以灭没，或浮沉于波涛，或苦思而未得，因惆怅而困惑。独绀弩以天真独全之性情，以改造旧体诗为心期，以开拓诗之新境为祈想，以小巧之思寄之于诗，与时代相表里，犹夜空之缀众星，何其淋漓而灿烂者也！

又次，绀弩之能历患逢艰而保持乐观自信之态度，端赖其烂漫之性情，不汲汲于现实世界，无浸染于世风劣陋，虽有《锄草》“物理难通心自焦”之困惑，而“为人自比东方朔”，游戏自掩之意态，诗本如其人，放得一幅庄严面目，反得许多意想不到之乐趣也。原之，无不因其虽借政治而显厥身，而其心则不欲为牵绊以入政治，勿论其漩涡矣。如此之人，虽不由自主而陷入之，却只随波逐流，并不挣扎，如此而时时可得生活之趣，“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其调笑戏谑而有幽默之趣、放达之致，亦缘其所历之艰难未至为惨痛惨绝也，否则其诗中挥洒指斥之意，恐将更回肠荡气而激郁跌宕矣。绀弩书生也，其性情颇有豪放之趣，唯其有书生之真，心中尚留得一种童真在，其态乃能于烂漫无拘，乃能以诗心诗眼以悟以观现实世界，如寒夜之火种，外物虽足以败馁其身，而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点希望在，故其诗中笔下之人事景物，鲜不熏染幻梦想望之色彩，理想之色彩，诗性之色彩，此一漫漫不知其终始涯际之现实世界，恒为此童真之心所把握欣赏，而具有无限真美之姿致，悠然自信淡然容与之余暇，未必不使此内心之生气，时时处处感染于此一不可捉摸之现实世界也。唯其豪放也，乃能摆脱一切束缚，无限之近于大自然及其千形万态之事物，而得其真致，“弃被抛琴入老林，一冠一锯一提琴。满怀流水高山意，一片苍松翠柏心”（《伐木赠董汉岑》），挥洒自然而快畅无比，现实世界之遭遇，反使人物拉短距离，自然界之纯粹晶莹生鲜活色之美，涤荡心胸之怔郁尘滓，物我相融物我惺惺之境界，意外凑泊，想中俯仰，豪放之致，有自来矣！其于人也，则尤有会心，“车上姑娘和汗下，雨中芍药让人清”（《给马飞天送饭》）、“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美之要义，不独在有无功利之心境，且在处乎丑恶艰难之中，亦能于美有余力以赏之，能分神以享之也。其于事也，则不拒寻常之趣，“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球鞋》），老子婆娑自得之意，而有童趣之表现；“此腹今宵方不负，剔牙正喜月当楼”（《中秋寄高旅》），饕餮恣肆之意态，益增其烂漫天真之神味也。诗词须活，但活便自动人，此中诗比词尤难焉。须不能如道学家正襟危坐面目，但当因性情而行，于礼法之类，大可随宜处分之，如严慈膝下烂漫之小儿女也，与做人不同，此第一法。诗词之体格须老成，气调须正，怀抱须大，性情须着童心，以一切童真之表现皆不顾世俗，而能透世俗之重围也，此第二法。两法行，而神味生矣；“活”字乃余所倡“神味”说之灵魂也。若非由此性情，绀弩之诗安能臻于神味之境界邪？诸人为诗，皆患性情太过严正，严正则体物体事必不能深融独到。其尚书者，书生气、头巾气、腐儒气太重；其尚俗者，又患不能淘精弃粗，流气、无赖气、荒唐气太重，而于世俗之真美无目。诗中李杜，皆有性情处，使性情处便是其佳处，其他所谓才也力也格也调也，皆是粉饰扭捏之处，非其真面目真本色也。性情之具矣，要须二致，乃能成大：一则由本心性之活力而触物之致，其发为诗则为烂漫；一则由人格境界、精神境界、思想境界以提升其性情，以触以激于现实世界之美、丑、恶、善诸相，其发为诗则为泼辣矣。绀弩此处所表现之性情，无所顾忌，狂放恣肆而见其本来面目，不假雕饰遮羞，其出色处乃因不以世俗之力量为然而与之相搏击而得，其在自我之内心则未必不以为然也，故见其姿态烂漫若此，此种之神味，洵自古以来诗人所无也。唐之韩愈所开雄奇光怪一路，清龚自珍所开奇丽恍惚一路，皆无是之痛快淋漓而露其真性情也。西人波德莱尔启西方现代主义之源头，流派纷呈而异美洋溢，惜其颓废荒诞之色彩，虽足以极事物之致，然多未能以性情为根本，其神味亦佳，而不过因丑恶以思，未若绀弩之似写丑而实益反衬其性情之美也。《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余则曰反者文之致也。逞其恍惚怪奇而离于虚夸浮艳，指事瑰丽博达而离于淫芜巧浮，反以为诗，中其正旨，亦可尚矣，亦将去神味之境界而不远矣。

又次，绀弩之诗，又得力于其杂文甚多。杂文以博辩为趣，其趣之尚，实神味之所必由经也。杂文者剔理抉微乎事之趣蕴，其事较之文学诸体，尤易直接于现实世界，其文字、形式之弹性皆宽松，故能不拘一格，既抉事理，又富文学之神味。其体虽古已有之，然不过皆聊备一体，鲜能发其善长与美。及鲁迅乃集大成而蔚成奇观，郁达夫评之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洵当之而无愧。此体似专为批挞丑恶假劣而设，而气势雄博老烈，以泼辣为色，则神味生矣。绀弩亦善此体，而转拓于诗，改造旧体而以文为诗，益逞其博辩焉。吾国古之哲人，早知杂多统一之理，惜诗中不悟者多，古代之抒情诗特为发达，老杜白乐天叙事之作，遂惊艳诗史，然亦未至博杂一步，诗心较正故也，犹古之大家闺秀，自有许多事仿不得小家碧玉也。韩愈才劲，开张以文为诗，宋诗承之，大掉书袋而殊少趣味，亦非是才小，唯识见未具，少所开拓耳，其雄浑雅健之基，则初奠矣，此譬犹诸料齐备而作手尚欠工夫，和合五味以出佳肴，未便善也。若夫绀弩，则由杂文之素质故，遂度越前人而更进一步，在其诚为自然之事耳。今古诗人，具此杂文之良基者实不可多得，若鲁迅，虽亦作旧体，奈其心不在于此，且先生性情偏于持正，其幽默与味多具冷色调，先生之才实非诗最能体现其特色者也。鲁迅如此，其他人更不足论矣。

综上种种言之，绀弩诗之得以成就，实非幸也。必得此种种之因素萃于一身而不可或缺，乃得成就也。夫天地间既有如“神味”之义旨待我发明，则自唐诗衰而后，意境腐朽千余年，宜生一人以振之而别开蹊径，以为“神味”之例也，此之一人，舍绀弩而为谁哉？

（三）聂绀弩旧体诗之“神味”

绀弩之诗，神味胜也。神者，体物精也，其极致为传神，即性情，性情人各一面，如其容颜之异。容颜之异特肤浅事耳，以此别人，不得要领，故以性情别也。其融于物境，则天人合一是其所尚，亦即王国维所云之“无我之境”；其在人境，则曰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总之曰“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也。欲传神，则须越形似而逼神似，故不拘于形式而活荡之，以持其生气焉；欲得味，则须广取博纳而提纯结晶，以入于创造之境，而欲入于创造之境，则必须破弃旧有而扬弃旧事物，如此则其触亦必烈，其色亦必瑰丽，因之以入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蛹化为蝶，期于灿烂之一飞，凤凰涅槃，无非为再生一新我、大我。于是灿烂烂漫，馨美异常，此之谓“神味”之境界。若绀弩之诗，良有以也。以此境界揆之于古，虽陶渊明不足以当之，唯屈子、辛稼轩、关汉卿数人足以当之耳！神味之境界，以古为例，元曲是其最为卓异之代表，而其时吾国之诗之变已尽，元曲遂成诗与小说之妥协物、过渡物，而神味之境界，亦渐遁入小说一脉。新诗诞生，有极少数能臻此境界者，旧体诗词则几乎无有，绀弩诗一出，遂遥接元曲而诗复兴，亦使余所倡之“神味”说，为裨益诗之创作计，庶几而又得一确凿之证据，明一可能之方向也。

绀弩诗之神味，首先得自打油诗之气质也。打油诗虽名为诗，实无视为诗者，亦犹娼妓为人，实无视为人者，虽然我之所不敢赞也。然娼妓虽名不佳，实不乏才艺貌心兼佳者，若打油诗，其有两种之素质，因可使诗得期于神味之境界。一曰自由无碍之姿态，可熔铸万类而不惧于俗，故深具形式活泼与内容富于活力之两种可能；一曰幽默诙谐之风格，与传统意境之冲淡闲远、超逸放旷显别，而宜于讽刺、夸张或想象，而此数者，又极易与事结合，以出其意，其讽刺、夸张、想象之处，又多与细节相关，而“事”、“意”、“细节”三者，实为神味之境界之最要素。故绀弩借打油诗此两种之素质以扬弃之，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此种诗如《中秋寄高旅》、《锄草》等皆是，诸人评论已繁，兹从略也。绀弩之诗，无事不可入诗，亦俗亦雅，亦庄亦谐，亦正亦反，亦中亦西，犹若大杂烩，味之丰富鲜活，罕有其比。因其诗中往往有事，其事又广有背景，其事本奇趣万千，诗中但稍加点逗，则一若点红之突出于翠碧，神味淋漓而美不胜收也矣。又者，绀弩旧体诗根基既浅，则其为诗必特用心于对句，此点前已拈出，其对句又恒无恒法，大胆创新而千奇百怪，尤多字面形式之对，往往神味横生得于是也，令人拍案叫绝，眼界为之一开，如《钟三四清归》之“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赠董冰如高启洁夫妇武昌》之“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辩证法同居”、《九日戏柬迩冬》之“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赠浩子》之“棉衣棉裤三天跑，小女小儿一见才”（清严廷中[北吕•一半儿]《扬州春事》：“杏花谢了豆花才”）、《推磨》之“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古来诗中对句之佳者，唐有老杜，所谓杜样者也，雄深开阔，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之类，李义山学之而增以丽，深浑沉郁逊矣，明清诗人多有继武者。在宋则有陆放翁，最为出色，如“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缪从学道肱三折，不遇知音尾半焦”、“官赋早输无吠犬，农耕已毕有闲牛”之类，趣味并佳而性情神见，惜放翁亦一书生，书本之趣毕竟过雅。绀弩则雅俗并美，奇趣唐突，如《赠周婆》之“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桥夜》之“星烂月空银喷嚏，月泅星海玉身腰”、《再扫萧红墓》之“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中秋寄高旅》之“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已成标准之聂样。杜样壮郁虚浑，聂样贫嘴打油，皆足千古。盖行行出状元之理，于今为尤宜也。此譬之情事，女于男之贫嘴心是口非，不可为假象所惑也。绀弩之诗，贫之尤者、贫之出色者也。以文学之传统而论，其不得志于当时者，一为明之民歌，热辣缠绵，大胆真挚，令肃庄者侧目，其心之赏否，以其伪装也深厚，人不得其知也；一则为绀弩之诗，譬犹绝色佳人，其美自无可非议，然其只能投一人之怀抱而使知其味，旁观者未必不手痒而心妒，口违其心，情势使然而非关于佳人本身之美也。绀弩诗之处世，约略仿佛。神味之境界，文学之最高境界也，众或不可至焉，不能至则不可能赏之，亦其素质使然，而归其心于口之嗜味之不同，物以类聚，而品以群分，其不知聂诗佳处而无能赏之，亦属必然。至若妒嫉其为野狐毒草者，持必欲毁灭之而后快之心，其心亦危诡矣！如徐晋如，初大好之，好之而不能之，转又以毁之为事，其诗词纯粹倚于才情，不可为闳大烂漫之境界、神味也。徐氏欲为精神贵族而固守上流，有此幻想，岂足悟此新境？唯秉公心而真知其价值者，乃能无私以扬美之，能追与否，诚利害之心态而弗顾屑也。

绀弩诗之神味，多得力于其洒脱之姿态，而无卑视于俗，不忌于俗，因能借其性情之力以驰骋于打油诗，虽其并未及于世俗之真精神及实质，而俗语杂言兼收并蓄，下里巴人风致颖异，亦足以使诗界侧目，而别有一种格调生焉。如《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开篇即云“口中淡出鸟来无”，如此用语，诗中古未曾有，唯元曲中稍见其例，而不甚多。绀弩以此类俗语入诗，本有视诗无何之超脱之意，且以书生之意态为之，颇有体面人入群氓之尴尬，其所示意味，毕竟不十分似，而不免见嗤于方家，然措之优雅之氛围，而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且若乡下人进城，虽迷于城市之五光十色，而其归乡自不妨大肆吹嘘而炫夸以为资本也。此种之诗虽未必见佳，然其谐趣之韵味及恣肆无忌之情状，自可使神味归结于此，以见其人，而与辞采固不甚相关者矣。书生之豪放，正以其未甚当行，故颇有意趣而与事杂谑融讽，细节穿插，亦可深蕴，如《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之“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即事用雷父韵》之“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代周婆答》之“一冬园圃光葵杆，瘦硬枯高懒未除”、《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之“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有赠》之“得半生还当大乐，无多幻想要全删”、《悠然六十》之“日三斤酒半碗饭，断一回腰千次肠”、《钟三往四清》之“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赠老梅》之“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步酬怀沙以诗勖戒诗》之“留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拾野鸭蛋》之“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嘲王子夫妇怕冷》之“此夜四窗皆白昼，全家一炕共奇温”，如此之类，虽未至烂漫，亦颇含蓄风致，嚼之有味。绀弩又有妙词一首，即《沁园春•赠木工李四》，大有神味，稼轩亦有此调戒酒之作，益奇肆，则绀弩未之若也。绀弩为词甚少，惜未大用心于此道也。

（四）聂绀弩旧体诗之不足及缺陷

绀弩本质上一书生也，“为人自比东方朔”（《锄草》原稿），“愁君学博心多累，恨我时平见每偏”（《有光枉过》），“事有千头皆卧治，人余两眼但书淫”（《即事》），朔之所处为尴尬之位也，去君颇近而用始终不得其用也，故其言行愈诙谐，其内心益痛楚，亦即绀弩之心态，故不能不有牢骚，如“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天涯二老连三月，茅厕千锹遣百愁”（《清厕同枚子》）、“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赠答草•序诗》）、“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赠梁羽生》）、“乾坤定后无棋局，酒肉香中一佛徒”（《真宅》），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绀弩既经逢历史上之一奇局而遭艰难，口发牢骚亦在所难免。然苟以为其有牢骚讽刺而疑其悟，而疑其忠，则又非知绀弩者也。盖绀弩之境界，书生之愚忠耳，迂腐乃性情使然，忠则合乎爱国爱家之大前提，故虽若尔，却使人敬。其人生境界始终不出此大前提而于最高当权者无非议二心，此与熊鉴绝不同也。熊鉴以诗讽事而直若怒斥，疾恶如仇，绀弩则宁身死心碎而不出二语，故诗借打油，亦不无此种之原因，或有讽而已，书生本色于斯毕见！以此，其诗亦难入于深融厚大之境也。虽然，上行难以下达，或虽下达而变其质，借经济之实权变乱民生，书生士者，不过受其艰难者，真知就里而能脱出当时时代之束缚者极少，聂、熊之类皆未能免也。即但就精神境界而论，绀弩亦未若胡风也。

绀弩性情聪明敏捷，用心于书，知交于人，然于世俗之圆滑虚伪陋劣，始终未著其之于深心，而洞察世象，圆解理蕴，不局促于一观而求遍反于三隅，万物之殊致，其又有以真心善情一以贯之，而无碍于其心之敏锐敏感也，故其为文，虽貌似鲁迅之老辣讽烈，然层次较浅而意蕴比薄，其体悟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及现实世界之力，亦远未若鲁迅之体之也深批挞之也烈其味也辣其格也深蕴，深具论与文学两种之特色与美也。绀弩之文，论者虽以为是唯一足以继鲁迅之衣钵者，然貌同神、心俱异，仅风格得其相似，以辞章色彩之驳杂谲烂逼近之而已，盖其思想多得力于书本之境界，犹梁宗岱所譬“瓶中之花”，去鲁迅之“生花”，有与现实世界隔与不隔之别也。唯其得之于书本，故书生之感情，终不能为泼辣之色之纯正者，而染之以诙谐嘲玩，乏气故也；其情感之境界也浅，而于鲁迅于传统文化及精神之爱之也深恨之也切，无可摆脱纠缠缠绵以至文章老辣深刻之境界，与夫神味之泼辣烂漫，始终而有深沉博大精深真挚伟美之感情，绀弩未必能以体悟深会之也。鲁迅出自浙江绍兴之乡村，于乡村生活之意蕴事趣意会独深，此一感情基础，时时而可见其文中以衬其丰骨远韵，别有一种执著清刚，纯粹而感人，此者绀弩或有之，而其诗文则大抵无之，其或不无体悟不深或本于其性情未尽合遂未得大影响其人而发挥洋溢于诗文之原因也。绀弩之性情，敏于读书而浅于体察民生、体悟人生，学问亦不可谓足，他人为诗或以意境胜之诗以学问为可厌，若以神味胜者，欲体物精悟事圆澈，则不厌学问，不厌圆滑世故，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周密肆意，而后能臻于神味之境界也。绀弩之学，或为诗文所用，如裁云锦而为裳衣，非若春蚕吐丝。裁剪辞章，化古为新，自加锻炼熔铸，或取诸书本语而自得意于娴熟之假借游刃，美其名曰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法，已落第二义，而况绀弩之诗，未尽消化透彻，以消融脱弃渣滓，是为能入而无能于出，此又与其性情密合，不可以违其性情以超越而虚加饰伪，反影响于技之表现也。其得于书本与现实之世俗世界为隔，而得若此，其何以故而非文学之最高境界邪（绀弩诗在“神味”而言已臻文学之最高境界，然未尽“神味”之极致，尚须更进其功以尽善尽美）？盖书本之所学，虽可极博辩复杂、恢弘烂漫之趣致，然其活力却得自世俗世界，因有第一手之感觉与感情，而抽绎拔粹深融此现实世界之美，若此之失，虽绀弩之性情诚真挚热烈无伪，于其诗则正嫌少一最根本以致深闳伟美之因素也！绀弩之为人，在知识分子中自属真人层次，文艺界尚不可任意，政治则更嫌迂阔，而书生之色，下层民众亦嫌隔膜。绀弩虽因政治运动而下放劳动，亦多属被照顾之列，于其真味，实未深会，汗水之义本未参透，血泪亦仅关小我，故《削土豆种伤手》之云“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小题大做而炫巧弄思，终觉浅薄而乏深厚，遑论深情，“终羞说”而终说，忸怩而非自然，欲巧反拙，作态度作秀之嫌亦未尽免也。绀弩诗中虽多杜样，如《挑水》之“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伐木赠尊棋》之“斧锯何关天下计，乾坤须有出群才”、《赠巨赞》之“耽窥天地有形外，误堕风云无既中”、《以诗一卷赠曙南志别》之“黄鹤楼高云梦泽，黑龙江远雪霜无”、《赠雪峰》之“万里关山诗思涩，十年风雨故人同”、《雪峰南寻洪杨遗迹》之“两粤狂潮吞日月，三江战骨掩蒿莱”，若此之句，虚夸而底蕴未足，骨力尚不如明人学杜之雄强，如宋讷《壬子秋过故宫》之“禾粟秋风周洛邑，山河残照汉咸阳”、公鼐《咏怀古迹》之“昨宵周道歌黄竹，明日秦碑长绿苔”、高青丘《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江由御史中丞出》之“四塞山河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老杜高处，情深郁郁，不可学也。绀弩诗中多得其虚张声势，而未得其沉实。书生之力，仅得缚鸡。其闲暇之思，有数部分。一则政治运动之酷烈荒唐，虽著放荡旷达之色彩，实始终未能看清悟会其前途路向，诗中往往无奈而兼心酸头痛，“无人道是南归好，只道外婆惦外孙”（《嘲王子夫妇怕冷》）、“共织荒原为锦绣，独憎人世有夫妻”（《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厂》），与事体会，不禁令人黯然而怅惘无限。一则交际之会心，多就事以得趣，虽寄托于事而可益诗之背景意蕴，然事本绝妙，又不必专伺诗词以言，绀弩独到之诗心，实未多有加于诗者也，故如《锄草》之神味烂漫而又淋漓尽致者，实不多见。

夫豪放之精神，“活”之一义之人格化也。若博取广纳而去粗炼精，必得此精神，而后可臻于神味之境界。绀弩之性情，以温婉贞淑故，而仅有豪放之意态，而不足以有豪放之精神，因妨其成就，使其诗得于书本之文辞为多，而抉剔现实世界平凡而伟美之大美为少，仅能有极少数之篇章得窥神味之境界也。以总体论之，其诗虽多而整体质量未高，且多数不及古人，亦未及同时代先后之名家，则又不能不与其诗之根基甚浅相关涉。以根基浅故，乃肆其心于对句之险奇，固有妙绝出色者，然为数不多，多有粗陋无余观而少味者，由此之心，无余力于通篇之经营，炼意之工夫颇欠，非可喻之以木头美人，却直可譬之以丑女却有一副好身段也！绀弩之诗，可谓成也对句，败也对句，下不足以触世俗之大美，上又妨其诗技之圆满，虽其气象特新颖异美，他者种种之美，未能相携与俱。绀弩始终抱打油游戏之心态，此其根本原因之所在，恐其自亦心知肚明，而终怀难登大雅之堂之虑；此游戏之心与炼句之精奇，本无矛盾之可能也。其诗炼句虽精，而篇多草草之痕，诸所取纳熔铸，成色多未佳。神味之境界乃一系统，为其最终理想。“四曰创造神味之法，则是将有限最佳化也。故凡为文，一篇则有通体之神味，一章一节一句有一章一节一句之神味，欲臻此境界，非全才通才不可。然世乏是焉，而局部之有神味，则可使通篇生色，故余谓古今诗文，神味之寓著如散珠遗尘，随处而有光辉，集其众美，乃得淋漓，而后可知‘神味’之旨也”（见拙著《金庸说部诗学论稿•金庸说部之神味》），绀弩之才，偏才也。同属改造提升旧事物，金庸武侠小说所臻神味之境界，较为全面，绀弩诗未之若也。前者遂成经典，后者仅有杰作。观时人之论聂诗，贬之者勿论，即誉之者亦多溢美。绀弩诗固有佳处，亦不可盲目吹捧而不知其软肋，如此则誉之实亦毁之也。古之大诗人大词人，其作整体质量皆极高，如李、杜、苏、辛、关，披读其集而众美纷呈，如入宝山，若绀弩则无异披沙拣金，甚少创获。绀弩自称雅好打油而苦无多油可打，由此亦可知其窘困矣，若由此打油之心以成诗，吾知其窘困也必矣。红尘世俗，大美存焉。求奇追趣，亦文人心性，实则“神味”之所尚乃平凡而造之伟美、人与事之美，若无能于体察民生之感情，于民生尤其平凡小人物之生活及其真善与美，而自内心、灵魂之深处涌动饱含深情，以视此现实世界，则其所造，离于神味矣，至少亦是离于神味之最高境界矣。“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有真我、新我、大我三义，“大我”一步，绀弩实未梦见也。绀弩之诗于稼轩之词，有可比性而根本不能相比。若熔裁之博、诙谐之趣，二人有相似者焉。然稼轩以英雄怀抱而具豪放之精神，其于国计民生之感情，远较绀弩为深闳伟美。稼轩之熔铸，精当活泼，与性情精神相表里，绀弩则虚夸有余而活泼未足，辅以打油，时见露其筋骨，碍其神气。稼轩之词，多具表里两种之境界与美，澎湃吞吐，意味逼丽而又萦绕无限；绀弩之诗，则多如玉嵌石中，非大自在相，或直露无馀，或乏内力，“真体内充”之境界，盖有阙耳。稼轩名篇众多，风格多样，绀弩则仅有少数杰作支撑门面，毕竟内虚，风格亦较单一。绀弩诗路甚佳，独惜其力未至，所需进者尚多，故非诗之终境，而后人尚大有可为也！

“俗”之一字，绀弩实未深知其佳。故其诗虽间杂俗语，而俗之真正魅力，则几乎无目。俞樾[南吕•驻云飞]《百空曲》云：“畸行人事耸，高论天为动。……流俗半盲聋，豆儿眼孔。下里巴人，反搏知音众，君不见立异矜奇总是空！”平凡之美，不倚奇也。寻常百姓之生活及其生命存在之姿态及内蕴，身怀伟美特异之才具及内美深厚而又出之以平凡者，寻常民生世俗所蕴含不可思议莫名其妙之朴素瑰秀之美，满腔天真独具不持功利心处世待人之至善，其在平凡中以坚忍不拔之热情冲决一切诸传统惯性惰性力量所迸发之朴素之绚烂，则非书生之境界所能体悟者也。其发而为音声歌诗，必深情婉转而本色动人，历代民歌谣曲，特其暴露之一端，而已灿烂无限，李空同之云“真诗只在民间”（《李空同集•闲居集•市井艳词序》），诚心声也！盖天下之大美，其全而粹而淋漓尽致而烂漫而丰富而动媚而活色生香者，愈近于下而益为然也！其虚伪矫饰之少也，陈腐朽败之少也。绀弩诗词虽特出，而于此则不能无憾，而恨其未能更下其心于民生之感情，未能汲取俗文学之生机生气以正其诗之本，而仅凭打油此一形式逞其意态，不过特多巧异之对句，有使人恨其欲巧之心，反致拙感，唯“朴”乃能臻于豪放之精神之境界，臻于“神味”一旨之正色者也。故绀弩之诗，除格律外，古诗便几毫无可观而微嫌拙劣，以七古论，唐之诗人勿论，即后世之苏东坡、韩退之、吴梅村、龚定庵之流，亦远逊也。古诗一体，最足以见诗人之才气才力，且易致镗鞳巨响，丰韵其容量，尤易得神味而渲染乎事者也。吾国抒情诗之特为发达，而鲜有知叙事诗之价值者，由绀弩诗以观之，其亦然也。“又苦无多油可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子此语，可以责之。

绀弩之诗，由未能及于俗之平凡伟美，故书生之磅礴，特少风人之致，而乏普遍之意蕴，唯其即事过近，事且琐碎，去时未久而解之已难。古典今典，大量罗列，尤其今典，必须详注，乃知其意味，意之不解，味之焉获，此与吾人之品佳肴而乐其味，而不必知其原料佐料若何，明显为两种之境界。诗注愈多而去诗愈远，而绀弩为尤其之甚，此亦足见其未臻神味之境界之极致也，未尽发挥其蕴，精炼其细节也！此之为失，可不察之！

（五）聂诗之非诗化

聂诗之境界神味大略如上所述，而自其数量之因素总观之，则又有一大根本特征不可不论，即其非诗化之态势、色彩也。何谓非诗化？盖诗也者，最第一之要素为诗意之境界，若不能得此境界，而或以他因素为主，如思想、哲理，则即为非诗化者矣。何以自其数量之因素总观之，而非自质量邪？绀弩诗之质量，自其最上者言之，自可入于歌诗最第一流之境界，拙著《诗词曲学谈艺录·卷一·四九》以之为古今十大诗人之选，即自其质量之最上乘者言之。虽然，其诗能入于古今歌诗最第一流之境界，乃其质量之最上乘者之总观也，若自独一之诗作论之，则无有一篇能入于最第一流之境界者也。盖古今歌诗之最第一流之境界，非纯粹为技巧之境界，而更具伟美闳大之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能有得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者也。绀弩之诗，就技巧及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者言之，无一方面而能臻于最第一流之境界，无一方面而可为最出色者也。如其《锄草》一作，可谓极尽其妙，然其所表现之境界为人所熟知，但有会心，但能见此表现之妙，而就总体上之境界、神味言之，则不能给吾人以此诗之外之更多更深远之境界、神味，而仅止于本诗，若佳肴之一种，虽至为佳，然总不能兼其他之味。若煎中药，尽将精华逼出，一次而毕，乏久远之功效；如以优势力量倾城而出以围歼敌军，而其本穴则空，为兵家大忌。绀弩以以杂文入诗著称，而此种其作之第一流者，则仅有技巧上能臻之痕迹，而无境界、神味之杂多融一也。境界一义，除于内容、主体精神有所要求，其兼有意境之“以有限为无限”之特长，则绀弩诗之尤欠缺者也。其所以能佳之故，多仅在能至“神味”一义之“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之境，而“神味”之一义，乃兼有境界之长之后之境界，合“以有限为无限”、“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之两方面，始可称之为“神味”之真正境界也。绀弩之诗之最佳者，亦多重心在“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而不能更多及于本诗之外之境界，是密度或足，则广度尚欠缺也。尤其可惜者，绀弩之诗大半水平与其最上之质量者相去太远，甚至大多较之古今歌诗之一般水平，亦有所不如。由于此种之原因，故特论其此部分之诗作，而总论其整体上之非诗化倾向，欲使后来追踪或评鉴者，知有所警惕，而非持有完全吸收过奖之态度也。绀弩若能精选其诗作之十一，则自能面目一新而出新境界，卓然为一大家，若今之丛杂繁芜，则适佳者为其劣者所掩，而败其总体之审美鉴赏也。

若论绀弩诗之非诗化，则略可得其三者焉：

其一，其诗其人之思想精神境界，大多止于性情之境界，而绀弩之性情，却又非古今性情中人之最佳者流，即《世说新语》一书诸人之性情境界亦难超越突出之，如嵇康；甚而受一定时代环境之影响，不能不有所收敛，或受一定时代背景之影响，而不能有透澈之识见，为苦闷之象征意象所笼罩。故其诗作，虽出语往往随便，可快人一时之耳目，而未必具诗意之境界，至于隽永之名句哲思，仅是偶然而见之其最佳之作之中。若然者，其诗之绝大多数者，往往不能具“神味”之色彩境界，即其最佳者，亦往往受此局限压抑，而不能使“神味”至于最佳之境界。故事物者，非新奇便必然胜于旧者，若其造诣不能胜之，则虽新奇无多益也。绀弩歌诗之成就，非其思想精神境界能过于古人，此其总体之把握也。

其二，绀弩诗极为倚仗其所处之时代之特殊性，故往往用脉丝牵络之法，但牵其头绪，而其背后复杂深刻之背景，往往须见者自行意会之，所谓转移注意力于它事物，而离于歌诗之本体者矣。若是者，诗意之境界大失，而非诗化之所以成也。侯井天先生注聂诗之最大贡献，非是辑佚，而是搜求挽救“今典”，正为此也。然“今典”之需挽救而后可，亦即绀弩诗之最大失败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试想今日聂诗之观者，皆于当时其所处之社会环境具相当之理解，其中大有与其同处当时之社会时代环境者。然年月久之，如我辈之观秦汉事，多仅能得其略，即今日之保存历史之真实之手段能获未来之效，而其人之不存，则后人之能理解当日之社会时代环境与否，或其理解之程度如何，皆将成绝大之历史问题，非如李义山之歌诗，虽朦胧其事，隐约其情，难令人有通透之理解，而其诗本身乃具一种诗意之境界，不待琢磨而后能得之，与绀弩歌诗之非诗化境界异，余恐后来之不具当日社会时代之历史之同情者，于其中之“今典”并无多大兴趣也。此亦犹为学，古今学问深厚渊博者众矣，能诵书者众矣，而能具一定之创新之见，具特美之观而为后人所记忆者，则少之又少矣。

且绀弩之诗，虽具事件之深厚底蕴，而限于律诗之容量，不能大所发挥如李太白之杂言诗、杜子美七古五古之纵横恣肆、汪洋浩瀚，故点到为止，如花未萌，始终而在蓓蕾之状态。其诗之佳处本依赖事之一因素而成就，然其叙事之功夫则由于上述所受限之原因，而不能铺排之，使具淋漓烂漫之效果，不能窥见细节之境界，亦其歌诗非诗化而不能远追元曲神味烂漫之境界之一大要因也。又其往往因读书多而用古典，意味既不能新，多所用之则滥，亦于其歌诗之非诗化，助力甚巨也。又其写事，虽为生活所实有，往往而有非美者，不具诗意者，如《球鞋》之“掌心鸡眼软如绵”，此亦如魏晋人之好食人伤疤者，惟有恶心之趣耳。古人写美人指甲之类尚多堕恶趣，况此种者邪！

其三，杂文化手法之无限制，是其歌诗至于非诗化之境界之又一大原因。诗意之境界灌注于现实世界之万事万物之中，杂取万有而熔铸之，使具结晶，此“神味”说一旨之要义，然绀弩往往恃其杂文之成功（今人云然，以余观之，其杂文去鲁迅甚远），而恣其意于歌诗之作，往往随意过头，流于日记之形式，但以律为其表面现象耳。观其集中诸作，过半并无“油”可打，或打“油”不多而趣味寡鲜，遑论“神味”之境界矣。夫杂文者，是何等容量，而绀弩得意于彼，未必能得意于诗，可不深戒哉！游戏为诗，亦无不可，元曲中早着游戏之心态，而成就甚伟。以游戏之心为诗，而无精神之负担，反为诗之助益，然心可游戏，技可游戏，而诗意之境界之为歌诗之最终效果，却不可游戏也。若游戏之，则适与随意而合，具破败诗意之境界之能力而已耳。观绀弩诗作，随手而为，佳者十一，后人以其为绀弩而备珍之，以为其不佳者与佳者皆足宝也。即绀弩当日，亦未必以其歌诗为意，虽苦心经营而为之，不过聊以寄托心中之苦闷，为宣泄之途径，犹俗之所谓瞎猫尚能碰上死耗子，况绀弩之才，本自非同寻常哉。篇篇首首散之众人，当日并无大宝之者，皆为是也。今日之为众人所大宝之者，一则缘其最佳者之影响，一则因其总体之佳处之影响，但其实质，并无今日所赞誉者之佳妙，三草而外之篇什，多是非诗化之境界也。

（六）馀论

绀弩之诗，以其开拓新境界之意义而言，则具宗师气象者，然其成就，不过无愧名家而已，有所未足也。为其人焉，爱屋及乌，且为存其诗，只言片语亦弥足珍贵，且奔走以注其中之“今典”，侯子之事，世之誉之在乎此也。苟其得而有精，固足以偿其心力，若仅粗劣，则实鸡肋：弃之可惜，且义不可弃而当存，增益编中，只堪续貂，诗之以质不以量也，此实亦一两难之选择。余于绀弩，爱其佳处也深，故责其不足也力也切。其诗之不足，人多知之而不言，绀弩非世故辈，宁可以圆滑待其诗邪？绀弩诗为“神味”说之在诗中最有力之佐证，则好之而孰更甚于我？而我之心绝不止乎此也，故挑剔美恶而并观短长，铺排演说“神味”之义，非欲有所争美诸论，而实欲使昭鉴绀弩，体悟厥旨，更进创新，勿以为其诗将绝尘也。本之“神味”以开拓文学中之新境界，以此期诸天下之诗人焉！

庚寅之夏，余去济南未久，暑中而得侯井天先生仙逝之讯，今睹往昔所论者如上，曷胜悲痛伤感也！时本书初稿甫以完成，正欲告之先生而倘以惊喜之——前此数为先生言将撰此书也，而遂为永恒之憾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