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 男，1950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兼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中华楹联学会学术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等。

           “对仗”宜分解到单字

 

对仗，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法之一，早在《诗经》时代就有，如《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且还是“扇面对”。此后一直到近体诗定型的唐代，在汉、晋、南北朝、隋等历代古体诗里，也都有。只不过那是“自选动作”，用或不用，是诗人的自由。到了近体诗里，它才成了“规定动作”。一般来说，五七言律诗与五七言排律，必须对仗。至于词，虽没有硬性规定，但在某些词调的某些句位，采用对仗句式往往成为多数作者的自觉选择，是所谓“约定俗成”。

五七言律诗与五七言排律，特别是五七言排律，对仗既是“规定动作”，又是“主要得分手段”。如杜甫的七律名作《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就通篇都是对仗。传统诗词的其他样式，对仗虽只是“自选动作”，但也可以是“主要得分手段”。如王之涣的五绝名作《登鹳雀楼》，也通篇都是对仗。王维的五律《使至塞上》，以一联精彩的对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传诵千古，但其他六句，似乎并不特别出众。这就好比某些在“世界杯”足球赛中取得了不俗战绩的球队，未必个个球员都是大牌，但只要有两三位超级球星组成“黄金搭档”，也可能杀进决赛。

任何“得分手段”都只是“手段”，最终能否“得分”，还要看你是不是善于运用。若不善于运用，则“得分手段”也可能导致“失分”，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仗也不例外，写得好，活色生香，灵动流走，珠联璧合，川媚山辉；写得不好，陈腐落套，呆滞刻板，彆腿掣肘，两败俱伤。

下面，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说一说我所理解的对仗。

当下许多介绍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包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谈到对仗，都说上句与下句须语法结构一致，相对的词语须词性相同，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之类。但这只是教初学者要守规矩。按这些规矩去对仗，像清人李渔《笠翁对韵》那样去“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虽然中规中矩，却未必能写出精彩的对仗来。古人写文章，写诗词，靠的是熟读经典，举一反三；靠的是语言感觉，习惯成自然；哪里讲什么“语法”？如今各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的“古汉语语法”，是近代学者马建忠《马氏文通》借鉴西方语言的语法而构建，又经过后来诸多学者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才定型的，它的出现很晚。又，古人讲词汇，只粗分两大类——“实词”与“虚词”。所谓“实词”，指的是实有的名物词，也就是现代汉语里的“具体名词”，如“柴米油盐”、“桌椅板凳”之类。与现代汉语里凡“有实际意义”的词汇都叫“实词”，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虚词”，则是除“实有名物”之外的一切其他词汇，与现代汉语里“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语法功能”的“虚词”，也完全不是一码事。总之，在古人那里，并没有我们现代汉语中分得那么明确、清晰、细致入微的“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等词性概念。因此，在古人的诗词创作实践中，不同词性的词语相对仗，不同语法结构的句子相对仗的情形并不少见。明白这一点，我们便知道，当下那许多介绍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关于对仗的界定是不完备、不准确的。初学写诗词，固不妨像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那样，把它当作“描红簿”，点横竖撇捺，依样画葫芦；但写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明确树立这样一个意识：那些所谓的“规矩”，并不见得就是古人的“规矩”，更不是“金科玉律”；必须“敢”越雷池，打破那些条条框框，万不可画地为牢，“守”法自弊！

对仗的要诀，我个人的领悟是：宜分解到单字，而不仅仅是单词。用自然科学来打比方，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变化一般只到分子为止，分子不变，故不产生新的物质；而化学意义上的物质变化则一般要突破分子的界限，到达原子的层面，旧分子拆分重组为新分子，故能产生新的物质。对仗而以单词为最小单位，就好比物理学变化到分子为止；以单字为最小单位，则好比化学变化可到达原子层面。若论全新变化与千变万化，当然是“化学变化”较“物理变化”更占优势。因此，从理论上说，对仗而分解到单字，较之仅分解到单词，有可能更新、更活、更多变。从实践上说，写得好则可能会更有趣，更有味，更奇妙而匪夷所思。

试举拙作若干首为例。如五律《洪洞大槐树》（二〇一四年）：

寻常一槐树，八九百年身。

见惯别离事，走过千万人。

迁移曾活国，苦难只生民。

不死根犹在，神州神此神。

其中“迁移曾活国，苦难只生民”一联，说明代的几次大移民曾经改变了全国因元末战乱而造成的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局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苦难却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活国”是“使国家活起来”，是一个动宾结构；“生民”则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语法结构与词性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活”对“生”，“国”对“民”，却很工。

又如五律《忻州怀古》（二〇一三年）：

三关多壮节，千古几雄争。

山有奔腾势，水无柔媚声。

大农劳馈饷，颇牧作干城。

微此风霆护，哪容云雨耕。

其中“大农劳馈饷，颇牧作干城”一联，“大农”是户部长官（军粮的征集与运输，是户部的职责）的别称，而“颇牧”是战国时期赵国两位名将廉颇、李牧的并称。二者虽同属名词，但结构并不一样。然而，如分解到单字，则“大”对“颇”，“颇”借其形容词或副词义；“农”对“牧”，“牧”借其行业名词（“农林牧副渔”之“牧”）义，看起来就工了。

又如五律《桂平》（二〇一四年）：

涛惊藤峡壮，邑叹桂枝香。

二水分秋月，一山收夕阳。

金田通大泽，玉汝成小康。

愿景群飞蝠，周天舞吉祥。

其中“金田通大泽，玉汝成小康”一联，“金田”是广西桂平市的金田村，太平天国起义之地，是一个地理专名；而“玉汝”则是宋张载《西铭》所谓“贫贱忧戚，庸玉女（即‘汝’）于成也”（贫贱忧戚如同打磨璞玉一样磨练你，使你成功）之意，是一个动宾结构。语法结构与词性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金”对“玉”则工。“大泽”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也是一个地理专名；而“小康”则是一个偏正词组。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大”对“小”则工。

又如五律《登北固楼》（二〇一四年）：

                      词唱南徐好，楼登北固高。

檐牙啮银烂，犄角瞰金焦。

塔影春秋笔，江声日夜潮。

书生便文弱，到此亦能豪。

其中“檐牙啮银烂，犄角瞰金焦”一联，“银烂”是圆月，唐卢仝《月蚀》诗有“爛銀盤從海底出”之句；“金焦”则是金山与焦山的合称。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分解到单字，则“银”对“金”、“烂”对“焦”（借为“焦头烂额”的那个“焦”），就很工。

又如五律《游布达拉宫，恨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灵塔》（二〇一二年）：

一抹云飞白，四垂天静蓝。

琳宫百折上，灵塔几寻探。

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

所欣诗有在，真气拂林岚。

其中“琳宫百折上，灵塔几寻探”一联，“百折上”是二一句法，“几寻探”是一二句法，语法结构差异更大。但如分解到单字，则“折”对“寻”，“折”本义虽是动词，这里却作为“百”的量词；而“寻”这里虽是动词，借其量词“八尺为一寻”之义，与“折”对仗便工。类似的例子还有五绝《为中国韵文学会贺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二〇〇〇年）：

学术因时变，文章有代雄。

好裁天水碧，快写满江红。

其中“学术因时变，文章有代雄”一联，“因时变”是二一句法，“有代雄”是一二句法，语法结构差异也相当大。“代雄”语出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代”是“替代”，为动词。借用为“时代”之“代”，与“时”对仗亦工。

又如上文所录《游布达拉宫，恨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灵塔》中另一联“独不见嘉措，同谁作快谈”，“嘉措”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乃藏族人名的汉字音译；“快谈”则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词组。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则“嘉”可借其形容词（“美好”）义，“措”可借其名词（“举措”）义，于是与“快谈”对仗，看起来也很工稳。类似的例子，还有五律《己卯孟夏为浙江新昌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一九九九年）：

南风迟昴日，东浙熠奎星。

旧雨连宵至，新茶一座馨。

灯花传太白，炉火继纯青。

从此唐诗路，宜镌百丈铭。

其中“灯花传太白，炉火继纯青”一联，“太白”是人名，即李白；“纯青”则是形容词。语法结构与词性也都不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太”对“纯”，“白”对“青”， 则不可谓不工。

又如五言排律《武当山》（二〇一二年）：

                        道教汉文化，仙都明武当。

峰危天可柱，云漫海如床。

金顶风披露，朱垣雪隐藏。

东来朝气紫，西坐帝衣黄。

一剑少林敌，三丰太极张。

大兴言乃验，举世瞩玄光。

其中“一剑少林敌，三丰太极张”，是说武当剑可敌少林棍，武当张三丰开创了太极拳。这两句的语法结构、各单词词性差别相当大。但分解到单字，则“一”对“三”，“少”对“太”（此二字常对举，如祭祀规格有“太牢”“少牢”，职官名目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等等），却很工。因此，全联亦不失为宽对。在排律诗的诸多对仗里，偶有一二这样的另类，可救因对仗句数量多而容易造成的窒息，宛如围棋的“眼”，有“眼”则一大片棋皆活，无“眼”则一大片棋皆死矣。

又如五律《贺凤凰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二〇一四年）：

                         三十立功德，针线嫁衣裳。

                         读物充寰海，凭人计码洋。

                         谁夸兰麝贵，孰与墨油香？

                         浴火六经在，高台起凤凰。

其中“读物充寰海，凭人计码洋”一联，“读物”是一个名词，“凭人”即“任人如何如何”，并不是一个单词。语法结构明显不同。但分解到单字，“物”对“人”则很工。附及，“寰海”即全国；“码洋”则是图书出版发行的专用术语，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洋”是“三百块大洋”的那个“洋”，即“钱”。两者虽同属名词，但风马牛不相及，似乎很难相提并论。但分解到单字，则“洋”借为太平洋、大西洋的那个“洋”，与“海”对仗便工，且横生出几分妙趣来。

又如五律《至江汉大学出席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下榻沌口经济开发区三角湖度假村》（二〇一〇年）：

三角湖村月，两天江汉人。

此来非度假，所得是求真。

经济须开发，风骚莫泯沦。

中华有诗教，大学正当仁！

其中“此来非度假，所得是求真”一联，名词“假期”之“假”，借为形容词“虚假”之“假”，以与“真”对。七律《雁门关》（二〇一三年）：

北戒山河一链横，雁门高阁压长城。

国除秦楚谁勍敌，世不汉唐休远征。

马阻单于南下牧，牛安六郡雨中耕。

千年事逐秋鸿去，壮气犹飞百尺甍。

其中“马阻单于南下牧，牛安六郡雨中耕”一联，匈奴酋长“单于”之“单”（读“蝉”），借为数字“单独”之“单”，以与“六”对。七绝《邛海观渔》（二〇一四年）：

远岫云飞狂草字，近湖水印好花枝。

渔舠三五猎邛海，曳得堆舱乱跳诗。

其中“远岫云飞狂草字，近湖水印好花枝”一联，书法“狂草”之“草”，借为植物“草木”之“草”，以与“花”对。这些也都是分解到单字来对仗的用例。

又如五律《台湾东西横贯公路》（二〇〇八年）：

过海解重甲，开山胜五丁。

康庄劳斧凿，峡谷走雷霆。

桥拱长新月，灯编太古星。

军声同此路，横贯万峰青。

其中“过海解重甲，开山胜五丁”一联，“重甲”是“两层铠甲”，喻指全副武装，是一个偏正词组；“五丁”则是“五丁力士”，传说里古蜀国的五个大力士，曾开山修蜀道，是一个专用名词。语法结构与词性也不尽相同。但分解到单字，则“重”对“五”是数字对，“甲”对“丁”可借义为天干对，却很工稳。近似的例子还可举五言排律《伊犁》（二〇一四年）：

云乱真丝白，天垂宝石蓝。

有山长戴雪，无谷不蒸岚。

日落牛羊下，星高鹰隼探。

闹花春在夏，征雁北由南。

令节过重五，胜游争再三。

牧歌能伴舞，疆史足倾谈。

青袅帐中爨，红飞颧上酣。

伊犁醇似酒，一醉尽千罈。

其中“令节过重五，胜游争再三”一联，“重五”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而“再三”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意思，语法结构与词性也不尽相同。但如分解到单字，则“重”对“再”是隐性数字对，“五”对“三”是显性数字对，亦甚工稳。

笔者的这一认知，还可以反过来表述。对仗要想对得好，字面的“工”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工”不能以“合掌”或“近于合掌”为代价。如果能做到“貌合神离”——单字极“工”而组成单词及语句后却又能拉开上下联之间的句义距离，使文笔飞扬起来，那对仗便“活”了。拙作七律《五一二大地震四周年祭》（二〇一二年）：

交胜天人道未穷，三川地裂一针缝。

生灵下界方刍狗，死魄中宵竟烛龙。

雨后蕈排新市镇，风前壁立旧云峰。

曙光红衬国防绿，民气军声叠万重。

其中“生灵下界方刍狗，死魄中宵竟烛龙”一联，以“生灵”对“死魄”，“生”对“死”之为的对，固不必说；“灵”与“魂”可组成单词“灵魂”，“魄”与“魂”亦可组成单词“魂魄”，因此“灵”对“魄”也是很工整的。然而“生灵”是活人，“死魄”却不是死人。如果用死人来对活人，虽不算“合掌”，但距离总没有拉开，仍然缺乏张力，句意不够劲健。此联对仗的看点，在“死魄”是初生的月亮。《新唐书》卷二七《历志》曰：“凡月朔（农历每月初一）而未見曰‘死魄’。”此时夜晚因无月光照明，故显得特别黑暗。全联的意思是说，天地不仁，视下界生灵如草扎成的狗，不加爱惜（指“四一二”大地震中，有太多的人死去）；但中国人是坚强的，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哪怕是漆黑的深夜，也有火龙在熊熊燃烧！上联是“天胜人”，下联是“人胜天”，终极指向是“人定胜天”。这样的对仗，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又如五绝《澳门妈阁》（一九九九年）：

红阁存妈祖，黄轩有子孙。

易干沧海泪，难蚀故乡魂。

其中“红阁存妈祖，黄轩有子孙”一联，看点在于，分解到单字，“红”对“黄”，“阁”对“轩”（借为建筑物之“轩”），“妈”对“子”，“祖”对“孙”，都很工；但组成单词，则“红阁”即“红色的楼阁”，是一个偏正词组；“黄轩”即“黄帝轩辕氏”，是一个人物专名；“妈祖”也是一个人物专名；而“子孙”不是。两对词语，结构都不同。这首诗写在澳门回归之前，此联是说，澳门还存有妈祖庙，证明澳门人并未忘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上下联看似平列，实为因果。这样的对仗，内涵较丰富，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又如七绝《偏头关过八路军一二〇师抗日战地》（二〇一三年）：

抗日何尝不正面，奔雷昔亦过偏头。

关前多少英雄血，都入黄河天际流。

其中“抗日何尝不正面，奔雷昔亦过偏头”一联，看点在于，分解到单字，“日”（借为“日月”的“日”）对“雷”，“正”对“偏”，“面”对“头”，也都很工；但组成单词，则“抗日”是一个动宾结构；“奔雷”（即“迅雷”）是一个偏正结构；“偏头（关）”是一个地理专名；而“正面”不是。两对词语，语法结构与词性都不同。此联是说，八路军何尝没有正面抗日？他们以迅雷之势奔袭日军占领下的偏头关便是证明。“正面抗日”是现代语，“偏头”则其语俚俗，本来不易入诗。巧用来构成一联对仗，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味，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关于对仗，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只谈“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与词性，宜分解到单字”这一个方面。其他隅见，容异日另外撰文论述。不当之处，尚祈诗词创作界、评论界的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异军旗帜  短剑锋铓

 

两年前，当代诗词名家李汝伦先生去世时，笔者曾撰一联挽之，曰“异军旗帜张吾辈，短剑锋铓李汝伦”。个人对于李先生其人其诗的总体评价，大略如是。

所谓“异军旗帜”，是指在同辈作者中，他的诗词作品比较“另类”，独树一帜。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讲究“美刺”。“美”即“赞美”，赞美作者认为真、善、美的人、事、物；“刺”即“讽刺”，讽刺作者认为假、恶、丑的人、事、物。活跃在当代旧体诗坛上的一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作品“美”者居多；而李汝伦先生的诗词，却偏偏属于“蔷薇科”——“多刺”。非“异军”而何？不惟“异军”，且是该军的“领军人物”，非“旗帜”而何？

所谓“短剑锋铓”，则是形象地喻指其作品“近战”而锐利的风格。“刺”必有器。钝刀子割肉，半天也割不出一滴血来，故而“刺”者所操的兵器须有“锋铓”。鸣镝可以远战，“飞毛腿导弹”更不用说。攻击对象若处于远距离时空，无论“秦皇汉武”还是“美帝苏修”，作为“攻击者”的诗人自身，是安全的，尽可以大放厥词；而要“刺”那近在眼前，近在身边的假、恶、丑的人、事、物，特别是与有权有势者相关的假、恶、丑的人、事、物，便用不得“飞毛腿导弹”，只能“持短兵，斗狭巷”——那就需要牺牲精神，需要侠气和勇气了。李汝伦先生诗词迥异于同辈作者的特殊风格，当于此处求之。

当代旧体诗坛为什么会出现李汝伦先生这样的诗人？因素很多。就社会因素而言，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发达，封建的历史特别漫长，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巨大。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封建的革命是不彻底的。虽然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只是“初级阶段”，腐朽封建主义的幽灵与落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的鬼魅前纠后缠，顽强作祟，一时半会挥之不去。因此，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代中国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存在着许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许多假、恶、丑的人、事、物。正直的诗人是社会的良心。只要社会还有黑暗，只要民众还有疾苦，总会有正直的诗人出来为之“鼓与呼”的。不出李汝伦，也会出张汝伦、王汝伦或者赵汝伦。何况，就文学因素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上自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下迄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人道主义的脉络。“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如此（《离骚》）；“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如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如此（《寄唐生》）……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那些诗人，莫不如此。由于关注现实，关心民瘼，对于现实社会中致使“生民病”的制度与责任人加以揭露，予以问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当今社会民生，总体说来虽较古代大有改观，但不可能一步登天，不尽人意之处仍所在多有。那么，当代旧体诗坛出现李汝伦先生这样的诗人，又何足怪焉？最后，就个人因素而言，李汝伦先生是一位耿直狷介、爱憎分明的知识分子。1957年，他以27岁的风华正茂之年，竟因言获罪，被错划“右派”，列入“另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十年浩劫，折磨愈甚，九死一生，百凶遘罹。前后凡受迫害长达二十馀年之久，至1978年始得“改正”，这时他已垂垂向老，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就在一个接一个无谓的政治运动中蹉跎过去了。这样坎坷的经历，足以使懦弱者雌伏，更足以使坚强者雄起——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宋张载《西铭》）。人生的苦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经历，使李汝伦先生得以与底层民众、弱势群体亲密接触，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对那些欺凌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的人，特别憎恨；对那些伤害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的事，特别愤慨。“愤怒出诗人”，而诗人李汝伦同时又恰以杂文名家，酷好鲁迅杂文，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其诗词风格何以有如“短剑锋铓”——鲁迅杂文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匕首和投枪”（《小品文的危机》）！

    笔者对当代主流或曰官方旧体诗坛、诗词刊物上众多的“赞美”诗并无偏见。一切真、善、美的人、事、物，都值得赞美，应该赞美。（缺乏真情实感的应时、应景之作，缺乏艺术水平的标语、口号之作，不得谓“诗”，至少不能说是“好诗”，当然除外。）但笔者同时又认为，成绩不说跑不了，错误不说改不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为执政党，我们更应重视诤友（李汝伦先生是民盟盟员），更应鼓励那些“刺”的文学作品——包括旧体诗词。奴隶社会的周朝，封建社会的汉朝，尚且有采诗制度，设立专门机构（如汉之“乐府”），派遣专职人员（如周之“行人”），广泛搜集民间歌诗，了解民意民情，以便调整政策，缓和阶级矛盾。我们堂堂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管理社会的智力水平，岂能出周、汉之下！

囿于体例，每位入编的作者，只能选刊其30首作品。而又要顾及各种体裁、各类题材、各样艺术风格，故李汝伦先生那些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优秀作品，不能备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他的诗集《性灵草》（花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紫玉箫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紫玉箫二集》（学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这里只选评两首，管中窥豹，以见一斑。其一，七言绝句《包公戏戏咏》之《探阴山》：

鬼气重峦叠嶂蟠，回龙原板调门寒。

前台铡了后台活，脸谱重勾又扮官。

这哪里是“咏包公戏”？分明是在讽刺受处分、被撤职官员易地、易部门复出任职的怪现象。此诗用的是“比兴”手法，即比喻，言在此而意在彼，构思十分巧妙。诗人不将创作意图明白地告诉读者，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因此诗趣苞含，耐人寻味。“假戏”不能“真做”，当然只能是“前台铡了后台活”；小戏班子人手有限，一根萝卜要顶七八个坑，当然只能是“脸谱重勾又扮官”。“戏场”上的“合理”现象，拿到“官场”上去如若依然“合理”，那我们严肃的“干部问责制”与娱乐大众的“作秀”又有什么区别？透过诗人的“谐”（诙谐），我们看到的是“庄”（凝重）！

其二，七言律诗《杂感》：

花蔫苹瘦柳头垂，礼失求诸野未回。

酒绿歌黄心痒痒，唇红眉黛眼飞飞。

雨零玉枕钞千叠，风入纱橱梦二堆。

上有苍鹰怜腐肉，由他公款报销归。

（笔者注：“苹”疑“草”误。）

如果说某些腐败官员出国嫖娼，还算不得新闻的话，那么嫖娼而竟变着法儿让“公家买单”，真正是“今古奇观”了。更有咄咄怪事，上级领导知道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岂非纵容、包庇？此诗所用手法为“赋”，即直说。“礼失而求诸野”，是孔子的话，见《汉书·艺文志》。唐人颜师古注曰：“言都邑失礼则于外野求之，亦将有获。”后亦用指中国古礼失坠，而藩属国往往流风未泯，可去访求。诗人用此语典，属于高级幽默——古已有之的卖淫嫖娼在中国早已禁止，而在某些外国却还合法存在。即此一端，可见诗人学有根柢，且善于运化。能掉“书袋子”，却非“书呆子”。较之一般食古不化的学者型诗人，高明之处在于有灵动气而无“头巾气”；较于一般读书不博的才子型诗人，高明之处在于有书卷气而无轻浮气。益以末句“公款报销”云云，则又见出诗人擅长熔古语与今语、书面语与口语于一炉，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具有超强的文字表现能力。

上述种种优点，在李汝伦先生的其他体裁或题材的诗词作品中，亦多所反映。

例如通篇“比兴”而意味深长，我们还可举出七言绝句《鸬鹚》：

斗笠蓑衣网四时，竹排山影伫鸬鹚。

悲怜猎水加喉锁，吞吐难为感遇诗。

又如七言绝句《鸣沙山与斗全各撮细沙一瓶》：

观来恰好伴吟声，撮座沙丘入小瓶。

大木宜然关祸口，要鸣且在里边鸣。

那渔父豢养了来充当其猎鱼工具，却被锁住喉咙，发不出自己心声的“鸬鹚”；那被关进“小瓶”中，只许“在里边鸣”的“细沙”：取譬虽异，所喻或同。它们是现实生活中哪一类人的对应物？不难体认，却未易言传。套用两句宋词，真可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再如如寓庄于谐的高级幽默，我们还可举出其七言绝句《谢海内友好问病》：

精舍无方净六根，浮生初觉似微尘。

阎罗玉帝嫌多刺，地狱天堂两闭门。

将自己的大病不死，归功于满身是刺，故玉皇大帝、十方阎罗都闭门不纳，成仙不得，做鬼不能。

又如古体诗《卖破烂》：

朝朝卖破烂，破烂何其夥。寸缕留遮羞，崚嶒畏赤裸。欲卖儒冠贱，交易谈难妥。买一再送八，外加头一颗。四折五折焉，再搭一个我。腹笥书史藏，颅内文章锁。力尚任捉虫，骨枯宜引火。三寸摇终宵，不获一字可。如君之右名，谁不躲躲躲。废品大站东郊东，逢街便拐左左左。

整篇可作“文革”寓言读。破衣烂衫要留着“遮羞”，只有“儒冠”可卖。无奈这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当时一文不值，饶是“买一送八”（恰合“臭老九”之数），“四折五折”，另将自家作为“添头”奉送，三寸不烂之舌说了一个通宵，那收破烂的竟执意不收：像您这样的“右派”，躲还躲不及呢，哪敢收留？不但不收，还替诗人出了个“馊主意”：东郊的东边有个大的“废品收购站”，您老去试试运气吧。记好喽，每个十字路口都得“左”拐，向“左”向“左”再向“左”！

又如七言律诗《闲坐自遣》曰：“入无盗者诗偷去，出有车兮脚踩行。”自嘲平居耽诗而已，家无长物，故不怕盗贼惦记。出门有“车”，且莫误认“富贵”——那“车”不过是家家都有的自行车！又如七言律诗《熊鉴兄置酒邀与朱帆兄相过和熊兄》：“小弟生平思啖鬼，有劳大嫂速煎来。”玩笑语，却凸现了作者嫉恶如仇的个性。

凡此种种，读来都令人忍俊不禁。

至于创造性地成功糅和古语与今语、书面语与口语，我们还可举出其七言律诗《读长恨歌》：

                   温泉魔水浴环肥，入则王妃出帝妃。

                   倾国花裳三月暮，长生殿誓一风吹。

                   诗劳白傅胭脂笔，泪聚蓬莱海浪堆。

                   仙帐绵绵多少恨，何尝二字到扒灰。

又如《满江红·友至》词的上阕：

塔影斜窗，君忽至、捣吾吟穴。相对坐，牢骚互换，漫天胡越。最不迎时仁义礼，真难出手风花雪。突邻家、大闹迪斯科，敲铜铁。

又如七言律诗《采樵》的后四句：

阶前一叶听秋落，酒后七情随梦逃。

莫谓睡姿犹挺挺，腰儿不惯柳丝条。

又如七言绝句《武侯祠》的后两句：“独为武侯悲失策，未招皮匠百千来。”七言律诗《感时》的颔联：“营苟苟然登衮衮，乱糟糟地闹哄哄。”又如七言律诗《枪毙大贪官》的末尾：“劳等念年君好汉，当前急务觅娘胎。”好处一读便知，不必笔者饶舌了。

李汝伦先生的佳作及其妙处正多。篇幅有限，也只能尝鼎一脔了。最后，还不得不说几句批评的话，否则于辩证法似有未合。他的一些诗词作品，虽有警策而全篇尚欠浑成。其近体诗偶有犯孤平者，或平仄稍误，当属一时疏忽。又或邻韵相混，如“先”“删”不分，“真”“元”不分，“庚”“青”“蒸”不分，“萧”“肴”“豪”不分，“盐”“先”不分，“佳”“灰”不分，“微”“灰”不分。由于他是东北人，乡音中已无入声，因而其部分古体诗错将入声字作平或上、去声字押韵。其词亦有不合声律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诗词的总体评价。毕竟，我们衡量“好诗（词）”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它们的立意与构思，次则章法、句法，又次则修辞、练字，最后才是格律、声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