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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诗魂是国魂

华中科技大学   杨叔子

[本文摘要]：本文一开始提出了诗魂就是国魂，国魂就是诗魂，接着以温家宝总理论及的于右任先生《国殇》一诗为引子展开论述，论述了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诗是不可译的珍品，诗是最美的语言，论述了诗教的功能，再次强调了诗教应先行。

[关键词]文化 语言 诗 诗教 

2009年夏天，我为88岁颜仁禧先生的《诗风吹绿校园春》诗文选（续集）写了首七绝作为“序”，这本诗文选是他致力于中小学诗教而自费编写出版的。这个“序”是：“诗风吹绿校园春，米寿诗翁续力耘；寄愿儿孙诗志在，国魂凝处是诗魂。”

写后，开始我豁然开朗，感悟到“国魂凝处是诗魂”这一自然流出笔端的诗句，正是我这些年来力主诗教、力主“文化要继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这一论点的高度概括，并且以此句作为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上。接着我又感悟到似乎话只讲了一半，还没讲深讲透。比如讲，甲是乙，乙就不一定是甲，因为乙可能是更大的“集”，它包含了甲。这在逻辑上是十分清楚的。只有甲是乙，乙又是甲，甲与乙才是一回事。国魂是诗魂，那么诗魂是不是国魂呢？是不是国魂的凝现呢？所以，我再次感悟，感悟到如果不是从定量上而从定性上、不是从实证上而是从体悟上、不是从科学文化上而是从人文文化上，这两者可说是一回事情；为此，我写了《七绝·读诗感悟》三首：

《其一》

     《关雎》、《长征》一脉承，情天理海美谁伦？！

感神泣鬼惊风雨，知否诗魂是国魂？！

《其二》

诗魂就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

各领风骚先启后，中华文脉至强恒。

《其三》

国脉主流文脉称，诗魂应是国魂凝；

中华力量凭文脉，赖有诗魂作主承。

文化是人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人的“基因”，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所以文化要继承、要发展。民族文化是人之所以成为某个民族的人，也就是民族的“基因”，所以民族文化的经典须诵读，须践行。诗歌是文化的皇冠钻石，是最易接受、最能感人的文化珍品；民族的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璀璨标志，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所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所以诗教应先行、应普及。

上述三首七绝的《其一》是讲，作为中华民族的诗从《诗经》第一首《关雎》作为古代代表开始到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作为当代代表为止，一脉相承，其情可盈天，其理可溢海，从形式、到内涵、到意境相互和谐之美，可惊风雨，泣鬼神，难有其他文化珍品能与之匹敌！《其二》是讲，中华民族的诗不仅一脉相承，而且代代发展，高峰迭起，各领风骚，凸显其文脉至强至大，至久至远。《其三》是讲，国脉的主脉是文脉，文脉的主脉是诗脉；国脉就是国魂，文脉就是文魂，诗脉就是诗魂。脉是可实感的，魂是要神悟的，它们就是国家精粹、民族精神不同深度的艺术表达。

读一读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重要场合讲话中所引用的本国家、本民族的精彩诗句吧！ 2003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台湾记者问温家宝同志：“请您谈一下您对台湾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温家宝同志对我国这个宝岛、对宝岛的骨肉同胞一贯想念与关怀，他饱含着深情地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一首哀歌。”接着，他完整地背诵了于右任先生这首著名的诗《国殇》或名《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于右任先生于1962年1月24日病重时遗言的诗的表达，是他眷恋大陆家乡的哀歌，是流芳千古的爱国主义杰作，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它是一首借用楚辞手法、运用《诗经》重章复踏形式而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讲：“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这段遗言不正是12天后所写成的《国殇》的底稿吗？南京解放前夕，于右任先生是愿留在大陆的，然而1949年11月被国民党胁迫去台湾。他去台湾后，无时无刻不在希求祖国统一，在《思念内子高仲林》诗中充满着无边的思念：“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国殇》整篇诗中激荡着的就是爱国主义的国魂、诗魂，温总理倾诉中饱含着的也就是爱国主义的国魂、诗魂，无论是于先生的诗还是温总理的回答都浸透了他们对国家、对家乡、对亲人的爱。

是的，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语言。人类在劳动与实践中创造与发展了文化、文明，而且首先是创造了语言。柳斌同志《语论》诗（十首）之五讲得多么好：“古今系历史，六合开鸿蒙；世界事与物，尽在语言中。”所以，他此诗的“小引”中讲了：“人生活在语言中，因而也生活在历史和文化中。”人生活的条件不同，特别是生活的民族、时代不同，因而同语言直接有关的、同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直接有关的人文文化特别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学作品如此，作为文学作品皇冠上的钻石的诗歌更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严格讲，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一译即失去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固有特点；对于一个民族的诗更是不可译的，一译不但失去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固有特点，而且进一步失去了由其固有特点所产生的特有涵义与情韵。于右任先生的《国殇》怎么译？要译，楚辞的手法、《诗经》重章复踏的形式、“有国殇”这种特有的民族语句，“天苍苍、野茫茫”这种我国古诗中为人们所熟悉的句子，如此等等，如何处理？我校詹骁勇教授告诉我，美国大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讲得多么干脆：“诗者，译之所失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这讲得的确一针见血。我国对翻译一直有个很好的要求：“信、达、雅。”我想，“雅”可以做到；“信”、“达”就到不了百分之百，原文毕竟是原文，译文毕竟是译文。詹骁勇教授又告诉我，我国名作家绿原感叹地说：“诗是不可译的，不论是古诗还是外国诗。退一步说，至少有一部分诗是不可译的；另一部分诗虽说可译，看来也不能逐字逐句直译。这是因为每首诗所依附的语言本身，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是不可能由另外一种语言简单传递。”我想，诗所依据的民族语言，不仅有独特文学美感，而且还有对其内涵有其独特的包含方式。我国算术中的“乘法表”，绝不是诗，而由于汉字与构词的特殊，却像诗一样，又美又好读又好记，外语行吗？杜甫《七律·登高》这首千古绝唱，联联成对，其中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没有足够多的中国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诗知识等等，能够理解吗？能够翻译吗？我曾作过一比喻，人类创造了文化、文明，同时文化又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民族文化又是民族的“基因”。生物的基因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DNA是以千千万万个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一条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最基本的构件按相应的规律进行组合，就是语言，而语言这个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基本构件不同，基本构件组合不同，“基因”就不同。汉语言的基本构件（文字）与外国语言的不同，其组合规律不同，其语言就不同，中华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与外国的就不同，诗更不例外。显然，诗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华诗显然与外国诗实质上就不可互译。当美国诗人庞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将中国古诗如汉武帝《秋风词》、李白《长干行》等译成英文诗时，他采用较为直译的方式，例如中国古诗的句式，往往没有谓语，只有名词之类，他又没有注明为译作，当时外国的英语读者误以为是他一大新创，引人注目，甚至名为意象派之作。我国1989年出版了《庞德诗选》的中译本。中译诗与我国原诗对照，几乎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密切关系，原诗风味、含义几难寻觅。同样，将外国诗译成中国诗，何尝能真正“信”、“达”呢？

中外诗作，不可互译。一个民族的古今诗作，也难于互译，因为时代不同，语言也大有变化了。我国好在有文言文，即书面语言，历代沿用。用文言文、用古代语言写的古诗与用汉现代语言写的新诗，即使基本构件（文字）相同，由于组合规律很不同，两者也难于互译。詹骁勇教授给我举了王翰写的名诗《七绝·凉州词》与绿原译诗，毫无问题，译得很好，是一首十分好的新诗，但绝不是原诗。两者都是中华民族的上品之诗。译诗极为奔放、十分豪迈、慷慨豁达之情一泄无余；而原诗那种大彻大悟的深沉之情之境更有待于每位读者去反复品味与领悟了！要提出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汉语的载体汉字是相同的，古代以口语入古诗，今天以现代语、以口语、以科技因素入古诗、格律诗，只要恰当，就很成功。而且生动流畅，易于流行。比如，罗辉因“神舟七号”飞行成功所填的词《满江红·神七问天》中，“一箭一舟追梦想，九州奏捷驰欢悦”，多么自然！徐中秋的《七绝·山村女教师》中，“‘拜拜’一声人去后，凝眸犹自送顽童”，多么亲切！而心系三峡水电工程与三峡水轮机的程良骏老教授，因所提出高水头下水轮机稳定运行的建议被采纳后，赋有《七律·梦稳》，其中最后一联为，“一笑来依神女座，挥毫更细绘‘双眉’”，多么美妙！懂得水轮机的人，进一步知道这个“双眉”，不是“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双眉，不是神女的“双眉”，而是水轮机转轮叶在上冠与下环处的翼型。正因为汉语言的基本构件（文字）古今相同，那么，以我国古诗、格律诗形式来写今天的我国，还是大有可为的。

人们常把最美的语言叫做“诗一般的语言”、“诗的语言”。诗就是“诗的语言”。什么是“诗的语言”？从形式上看，是最精炼、最美妙的语言；从内涵上看，是最富于感情而动人、最富于哲理而悟人的语言；从形式与内涵的高度统一而承载的精神上看，是境界深邃而启人思索、富于开拓的语言；这语言凝聚着极为深厚的继承性，表现出极为活跃的创新性，凸显出极为强劲的生命力。由于汉字这一唯一保存至今的象形文字的特殊性，由于经过几千年文明的历史的锤炼与沉淀而赋予汉字、词、句的特性，由汉字、词、句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诗篇，就具有无比的魅力与功能，展现着国魂，搏动着国脉。中华民族的诗篇饱含了这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出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饱含的整体观、发展观、本质观。这点我在《经典需诵读  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实施》一文讲了。其实，整体观是从空间上讲的整体观，发展观是从时间上讲的整体观，本质观是从现象到本质上的整体观。此即，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诗篇的核心就是彻底的整体观。人之所以为“人”，从动物人成为社会人，就是因为人生活在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这个整体中，没有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这个整体，就没有“人”。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就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其文化这个整体中，没有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整体，就没有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观中，突出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的是对国家、民族、社会负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重点中，除了强调要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的实践能力“外，并在其前特别加了一句，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个责任感、这个整体观饱含着情感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充满着智慧而具有无比的创造力，奔腾着不尽源泉而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我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序言”中讲得极为深刻：“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而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当代名家余秋雨有段话可能是这一论述一个形象而深刻的诠释：“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连绵不绝的长廊。”文化在物质层面可以毁灭，在精神层面却可以永恒。精神层面的文化毁灭了，这个民族就彻底消亡了。正因为精神层面的文化如此重要，是精神纽带，是力量源泉，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及其文明作为最古老的民族及其文明，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也从未中断过。精神层面文化的诗更是“一个民族最高的凭证。”正因为如此，我在《“兴于诗”——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文中认为，我十分赞成梁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诗的功能，如稍加以修改，就是立德、启智、健心、燃情、育美，这是诗的对己功能；诗的对外功能，就是孔子提出的观、兴、群、怨；而对己对外功能的合一，势必导致对己对外的创新。创新就是进步，就是科学发展，就是个体与整体之间和谐的不断发展，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人类社会应追求的，就是“其命维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对高等学校，“要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执著、优良、丰富、过硬都是精神层面的，都是文化层面的。教育就是以文化育人。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中，不能“错位“，也不能”失位“。没有科学文化，就没有“立世之基”；没有人文文化，就没有“为人之本”，就会异化人性，就可扼杀灵性；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民族之根之魂；没有民族文化经典，就没有民族文化之源之本；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正确与智慧的起步，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深入与聪明的延续，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文化要传承，经典要诵读，诗教应先行。“兴于诗”，“诗言志”，国魂凝处是诗魂，知否诗魂是国魂，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只有民族文化自觉，才有民族文化自尊；只有民族文化自尊，才有民族自尊；只有民族自尊，才有国家自尊；只有国家自尊，才有国家自强。我们在高等学校，要努力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加强中华经典教育，加强诗教；这是急需的、必须的，而且诗教理应是先行的。这样做，是“针砭时弊，顺乎潮流，涉及根本”的，是符合《规划纲要》要求的，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