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诗歌曾经分享着共同的诗学传统，并都经历了借鉴西方诗歌、由古体诗向自由诗转化的进程。在诗歌创作愈加繁杂的当下，两国诗人都面临着“如何回应传统”的问题。近日，由江苏省作协、中韩作家会议筹委会、韩国驻上海文化院、太仓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沙溪新诗论坛·中韩诗歌对话会”在太仓市沙溪镇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巡视员张王飞出席会议。与会中韩诗人、评论家在对话中分享了彼此对传统的回应方式。

此次会议主题是“诗歌与东亚文化传统”。李敬泽说，中韩两国同处东亚，是相亲相近的朋友，就当下的诗歌创作传播而言，相互的交流并不是很充分。如果没有东亚的视野，我们就无法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对方。中国新诗诞生已近百年，在观察这百年新诗发展史时，不能缺少他者的视角。在新的视野下，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过去被掩盖、被忽视的事实。

韩国评论家洪廷善认为，东亚文化传统的共同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进入20世纪之后，韩国诗歌转向以西方诗学传统为典范，再加上中国一度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双方交流曾经中断。可当我们想到交流是长期的，共性是长期的，而断裂只是短期的，就更加确信双方互相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韩国诗人朴柱泽谈到，东亚国家应该加强文学上的交流，在文化及情感上找到共通之处。目前中日韩三国在很多地方共同发行杂志、举办文学评奖、召开研讨会，但遗憾的是，这些活动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作为韩国《现代诗》杂志的主编，他愿意和中国诗人、翻译家合作，在一些刊物上介绍彼此的诗人诗作，共同促进两国诗歌的交流和发展。

论及传统，多位韩国诗人谈到，中国诗人在写新诗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的诗不够自由，还能再自由一些”。韩国诗人也大多写自由诗，完全不遵守一些基本的形式，但心里会犯嘀咕，“我的诗歌太自由，会不会不像诗歌”。这和韩国人的心理有关，他们认为今天的生活就是过去的延长，传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这使得他们在注重创新的同时，也在不断回望传统。韩国诗人金明仁最近出版了诗集《火车停在花荫下》。他说，火车是非常现代的事物，而花荫则是很传统的意象。现在高速列车很发达，在乡下破烂的车站里，才会看到这种慢车，看到它安静地停靠在花荫下，心里就会产生共鸣。在写这些作品时，他借鉴了传统“乡歌”的形式特征，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与会的中国评论家谈到，中国诗人在创作中也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回望。何言宏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中国诗人的作品越来越注重本土情怀的表达。在这些诗歌中，无论是所表达的内容还是所使用的形式，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诗歌带来的影响。霍俊明认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它需要我们根据各自的语境对它进行回应。因此，我们一定要强调诗歌传统的当代性，让传统与当下的诗歌现场实现良性对话。

传统不仅影响诗歌的外在形式，还会影响诗人的隐秘创作心理。评论家张清华谈到，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很多作品涉及时间的主题，最典型的就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个人与永恒相遇，人和大自然的不对称使诗歌产生了一种忧郁、感伤的美。感伤的美学在日本和韩国的古代诗歌里同样普遍存在，它在哲学上近乎于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主义”。到了20世纪，无论是中国诗人李金发的诗作还是韩国诗人金素月的诗作，都依然带有这种传统美学的痕迹。韩国评论家郑明教以离别诗的演变为例谈到，传统一直在暗中对当下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比如金素月的诗作《金达莱花》，与韩国传统民谣中的离别诗密切相关。但是金素月将这种传统情绪进行了现代升华。在传统民谣中，对抛弃自己的恋人会抱有一种“再会的渴望”，但在《金达莱花》中诗人却写到：“离去的一步一履下，那满径的花瓣，请你轻轻踩踏着离去。”如果说金达莱花是两人爱情之象征的话，那么踩着花瓣离去意味着对过去爱情的抛弃。这里所表达的女性形象和以往的完全不同。这说明传统的影响是经过“变形”的。

尽管存在着语言的障碍，但双方的交流促进了对彼此的理解。正如范小青所说，“文学的交流让我们彼此的心灵得以敞开，在对比和碰撞中审视自己的成就和不足”。评论家耿占春谈到了诗歌写作与“创伤性经验”的关系问题，韩国诗人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何也这么强调“创伤”？他们一直觉得这是小国才会特别感受到的东西。而耿占春的回应是，由于中韩两国都是被动接受现代化进程，传统的个人感伤与民族的创伤经验在诗歌中经常是合二为一的。再比如谈到“女性诗歌”，韩国女诗人金京眉说，之前有一次，她在中国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我嘛，是小三》，在场的中国女诗人对自称“小三”的写法感到很吃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女诗人在观念上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国评论家的回应是，中国的女性诗歌并不保守，而是有一些作品太开放了。在中国，同样是女性诗歌，呈现出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写作风貌。

谈到诗歌在当下的意义，与会的中韩诗人认为，诗歌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从个人经验、偶然发生的微观事件中发现、提炼意义的方式。因此，当固定的观念体系受到质疑时，诗歌写作仍然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