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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潮诗词评论
赵敏俐:“诗教”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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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圣迹图》之学琴师襄


诗教的发生,诗教传统的建立与孔子密切相关。《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现存最早关于“诗教”一词的记载。意指经过《诗经》的学习与教育,对完美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说法被古人继承下来,成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文化传统。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古代被列为“六经”之一,而且高居六经之首。《诗经》的编辑是周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周人建设其礼乐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哲学以及审美、文化教育意义的著作。《诗经》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诗。它既是诗,也是历史;既是文化知识的教科书,也是政治道德伦理的经典;既是人们日常学习的对象,也是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交流工具。诗的影响渗透于当时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之大,实在是不可估量的。近代以来,人们对《诗经》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将《诗经》看作是一部如《唐诗三百首》一样的普通诗歌总集,还号称是“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这恰恰是对它的最大误解。

    孔子非常看重《诗经》的诗教作用,他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孔子如此看重《诗经》,是与“诗教”在中国周代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诗经》揭示了“寓教于乐”的艺术本质,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也集中体现了周人的诗乐观。

    周人认为,乐的本质是心灵的愉悦,《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通过乐对于人情的感动功能去整治人心,从而使人对自己的趋善行为进行自我观照并产生愉悦,是周人的一种文化理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②

    据《周礼》所记,周代掌管音乐的最高官职是大司乐,他同时也是当时大学学政的主要负责人,他把音乐的内容分为三部分来教授:一是音乐中所包含的道理,主要是中(忠)、和(刚柔相适)、祗(敬)、庸(常规)、孝、友六者。二是配乐诗歌的学习应用,主要是兴(感发)、道(引导)、讽(讽喻)、诵(朗诵)、言(发端)、语(答问)六者。三是乐舞,主要包括世代相传的先代舞蹈,如《云门》《大卷》(传为黄帝乐舞)、《大咸》(尧时乐舞)、《大韶》(舜时乐舞)、《大夏》(禹时乐舞)、《大濩》(商汤乐舞)、《大武》(周武王乐舞)等。同时还规定了学习的阶段和进度:“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③

    周人看重诗乐,并且把它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高雅的情趣。周代贵族社会最常用的乐器是琴瑟,《诗经》中写到琴瑟的诗篇很多,如《周南·关雎》写君子思念淑女,就说要用“琴瑟友之”,《鄘风·定之方中》写卫人安居,其中一个重要事情就是砍伐椅桐梓漆等树木来做琴瑟,《小雅·鹿鸣》写君子迎接嘉宾到来“鼓瑟鼓琴”,《棠棣》写贵族与妻子好和,是“如鼓琴瑟”,《郑风·女曰鸡鸣》写夫妻和乐,也是“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左传·昭公元年》有“君子之近琴瑟”之说,《礼记·曲礼》和《诗经毛传》也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宾主和乐,无不安好”的话。

    周人的诗乐观念和他们对待《诗经》的态度,赋予了诗教丰富的内容。概括而言,周代“诗教”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诗教是审美的教育。《诗经》虽然是先王政典的一部分,肩负着拯救社会的现实功能,但是它的形式首先是美的。诗的语言是最精美的语言,诗与乐舞联系在一起,有音乐的外在形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多么美的语言;“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这是音乐之美。

    诗教是情感的教育。《诗经》基本都是抒情诗,中国人认为诗与乐的原始抒发点就是情。《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诗教是文化的教育,包括宗教、政治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民俗、风情的教育,博物、识字的教育。《诗经》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多样化,它既是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最好的知识载体,也是这两种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使受教育者最后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修养的完善的人。

    事实上,《诗经》在中国古代所发挥的作用,远非“温柔敦厚”四字所能概括。《礼记》中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概括,只是为了强调《诗经》这部经典与《易经》《尚书》《春秋》等经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同特点。孔颖达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种解释也不全面。《诗经》里面有好多讽谏诗直陈其事,而决非“不指切事情”。事实上,直面讽谏就是《诗经》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份遗产。当然《诗经》里面也有对美好事物的赞美。而所有这些,又都是通过“诗”这种具有审美意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即《诗经》中“比兴”之义。

    后人学习《诗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诗人的品格,第二是诗学的修养。在六朝以前,“诗人”这个概念,往往就专指《诗经》的作者。如刘勰评价屈原的时候就说他“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说到比兴的时候就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刘勰又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④因此,从广义上讲,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古代“诗教”,指的是战国以后诗人们通过对《诗经》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个体人格修养与诗学修养这两个方面。“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屈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继承了《诗》的精神,也是“诗教”传统的最好体现者。“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杜甫也是如此。皎然《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梅尧臣《还吴长文舍人诗》:“诗教始《二南》,皆著贤圣迹。后世竟翦裁,破碎随刀尺。”从后人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诗教”从来就不是指从《诗经》中学习一般的雕章琢句功夫,而是要修炼完善自己的人格,继承《诗经》中的“风雅”“比兴”传统。

    “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衡量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有两个标尺:一个是物质标尺,一个是精神标尺。精神文明的建设靠什么来实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文化的学习和艺术的熏陶。一首好诗发挥的精神作用,往往要超过千言万语的枯燥说教。我们的祖先在《诗经》的创作与学习中给后人树立了榜样,它不但提供给人们以艺术审美的享受,同时它还以诗性的方式教人们如何去做人。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①参见《论语》之《季氏》《阳货》。

    ②参见《礼记·乐记》。

    ③参见《礼记·内则》。

    ④参见《文心雕龙》之《辨骚》《比兴》《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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