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何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批评家)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批评家)

核心阅读

当今的文学艺术不能只是卖萌，不能一味娱乐，轻飘飘的文艺必然导致“不能承受之轻”的民族之痛

好的文艺应该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经验，让读者看到世界和人的本来面目，也应该为读者提供一个沙盘，看到世界和人可能的样子，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发挥精神引领作用

“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技巧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家面对新的世界图景与新的文化格局，以其独特的眼光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以新的艺术形式创造新的艺术境界

无论是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滋润世人沉浸于现代物质生活中而有所干涸荒芜的心灵，文艺责无旁贷

张江：当今时代，人们更愿意从文化产业的角度，从休闲娱乐的层面，去理解和定位文艺的功能。这无可厚非。文艺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娱乐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必要强调的是，除了这些，更应该意识到并主动发挥文艺对国民精神的建构、引领功能。

文艺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结晶

蒋述卓：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往往是该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反映与展示，也是该民族文化的沉积与凝结。

中国的文学艺术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它真实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博大深厚的精神内涵。就诗歌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诗言志”与“风”“雅”传统开始，诗歌历来就是百姓以及文人士大夫们抒情言志的载体，历朝历代的官府也都要通过流传于世间的诗歌去观世间风气、知朝政得失。于是，尊崇儒家文化的杜甫诗有了“诗史”的称号，维系儒家道统的韩愈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誉。屈原的《离骚》与《天问》则是楚文化的结晶与象征，他在问天问世以及“究天人之际”时将楚人的想象与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文天祥，虽然都历经磨难，他们的才情与豪气却始终不为坎坷所阻，也不因高压而屈。在他们身上，始终充满着化悲为健、化困为通的坚毅、精进、乐观和豪迈的情怀。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亦是如此。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勒俄特依》《阿诗玛》、壮族的《布洛陀》等等，都反映出各自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

世界上成熟而伟大的民族无不把本民族的杰出文艺家奉为本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与标志。正如英格兰为拥有莎士比亚、法兰西为拥有雨果、俄罗斯为拥有托尔斯泰与普希金而感到骄傲，中国也为拥有李白与杜甫而感到自豪。当今世界不少国家依然将文学艺术当作其强化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美国的文学艺术及文化产业就是如此，他们不仅将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当作文化发展与价值观凝聚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将其作为输出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在这方面也创造了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经验。

“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继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在改造国民性、铸造民族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鲁迅的作品就是重铸民族魂的典范，延安时期出现的《黄河大合唱》也是团结凝聚民族精神的经典。当今的文学艺术，不能只是卖萌，不能一味娱乐，不能无内涵、无精神、无灵魂。轻飘飘的文艺必然导致“不能承受之轻”的民族之痛。只有向着铸造民族魂的大方向不断前进，才能使文艺真正成为鼓舞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艺是民族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

张江：文学艺术，无论是对现实的还原与再现，还是基于现实的虚构与想象，其价值都不只在于艺术化的过程本身。也就是说，审美属性的获得，仅仅是文艺之为文艺的基本前提。它更重要的价值，是在此过程中所传达的是非判断、价值取舍、情感倾向等，即精神性的引领功能。

何弘：文艺自发源以来，就一直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持续发挥着精神引领和鼓舞、激励作用。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文学的自觉。中国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自觉是相伴随的，正是文学和人的共同自觉，才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和大唐的空前兴盛。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发端，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现代国家；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这个过程，文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而改革开放局面的出现，是从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开始的，应该说，文艺发出了先声。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文艺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甚而言之，如果没有新时期文学的引领、感召、鼓舞，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这么快到来。时至今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盛况，文学界都为之自豪。这当然不只因为文学取得了空前的繁荣，更在于当时的文学确实对全社会发挥了积极而强大的影响。

文艺与人类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密切相关。通常我们把文学看作经验的表达。好的文学首先应该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经验，让读者通过文学作品看到世界和人的本来面目，从而加深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比如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它首先要讲好故事，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个故事的链条，表达一种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就是作者对所表达经验的解释，读者可借此完成对世界深入的理解。同时，文学的虚构性使之具有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它不仅可以表达世界本来的样子，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沙盘，可以借此完成对世界、社会和人的各种推演，让读者看到世界和人可能的样子，展现世界和人的各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文学要发挥其精神引领作用，要向读者描绘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让读者看清社会现实的面目，进而理解社会、理解人，再明白社会和人理想的状态，文学的精神引领作用自然就得以实现。

以创新的文艺引领民族精神

张江：当前，发挥文艺的精神引领作用遇到的一大挑战，是传统方式的减效与失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核心是文学艺术与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结构难以有效对接。应对这一挑战，唯有创新。

李云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文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创新能力，面对时代更替与世界变化，中国文学总是能够以其深厚的根基，焕发新的活力。近代以来，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一方面传统文学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调整，另一方面在与西方文化及中国现实的碰撞中，诞生了中国的“新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原因就在于其巨大的创新能力。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鲁迅在五四时期以激烈的反传统著称，为什么在逝世后他会被称为“民族魂”？在我看来，鲁迅是“反传统的传统，反现代的现代”，他反对的是将传统文化应用于当时之中国，而他的文化人格正是传统文化所养育的；同样他反对的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但并不反对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主张探寻一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可以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鲁迅及其一代人开创了一种新的中国文学，这是一种中国文学，但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这也是一种现代文学，但又不是西方的现代文学，这就是中国的“新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与时代、人民血肉相连，参与到了中国的巨大变革之中，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人民文艺，再到新时期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等，中国新文学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以其创新精神提出时代的核心思想命题，引导并创造新的民族精神。

在这里，“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一个作家的思想与艺术能力。面对新的世界图景与新的文化格局，作家以其独特的眼光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以新的艺术形式创造出新的艺术境界，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来自哪里？来自作家的思想能力，来自作家的深厚学养，更重要的是来自作家对历史与时代的深刻判断，来自作家与民众生活的血肉联系，只有这样，一个作家才有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才能将个人创作融入新的民族精神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文化巨人，需要巨大的创新能力，需要凝聚丰富复杂的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发出新的中国声音。

民族复兴需要文艺振兴

张江：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要靠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来实现。将分散的个体汇聚成奔涌的合流，最大程度地激发潜藏百年的梦想激情，在抵近目标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文学艺术责无旁贷。民族复兴，既理所当然地包含、也切实紧迫地需要文艺的振兴。

梁鸿鹰：一个民族的复兴，是进一步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成就自己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标志着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勃兴。没有文化的蓬勃成长、蔚为壮观，一个民族无法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振兴文艺理应成为更加富有战略意义的必然抉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凝心聚力的强国之魄，是实干兴邦的不懈动力。正是依靠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在饱受侵略、欺凌和挫折中仍然不断创造着辉煌。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时代前进的号角，为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像鲁迅说过的那样，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滋润世人沉浸于现代物质生活中而有所干涸荒芜的心灵，文艺责无旁贷。对于一个致力于伟大复兴的民族而言，必须把振兴文学艺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激发出文艺引领风尚、彰显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巨大能量，让文艺高擎精神追求的旗帜，打牢价值坚守的支柱，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持续添砖加瓦。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不朽事业，在人们价值追求多样、利益诉求多样的今天，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刻不容缓。

张江：客观地讲，近些年来，文学艺术的精神引领功能日趋弱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主动放弃了这种责任和担当。眼睛盯着市场，把创作当生意经营，没有引领风尚的志向，只有逢迎世俗的媚气。文艺创作终究是精神生产，只有自己先站立起来，才有可能引领别人，才有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引擎。

(2015年03月31日09:10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