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三大詩歌寶庫--中國（古典詩詞曲）、法國（啓蒙詩歌）、俄國（後期啓蒙詩歌（十八世紀））。诗歌乃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吾国民族智慧结晶之古典诗词曲，不仅可怡情养性，教化世风。细研究之，还可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科学依据，如果科技工作者具有足够的敏感性。从而使得吾国之诗词曲有了更深的研究价值----提高吾国之科技水平。于诗词方面，一叶一枝总关情，一切景皆为诗人词人之情所设。同样可如此说：吾国之诗词中，一字一句皆可探索出科技奥秘，为科技工作者提供科学依据。

    吾国诗歌自诗经、楚辞經唐诗、宋词，直到明清、民国诸家作品，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诗篇，可谓汗牛充栋。历代名人，皆有名作佳句传世。“中国乃诗的国度”----当之无愧。

    “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1]。可见同时加强诗词与科技修养的重要性。

    我国科学家中科技与诗词一身兼二任者不少。数学家苏步青院士、李国平院士、之后的唐稚松院士等。他们诗词作品已出神入化。他们的诗词与科技互相潜移默化，互相启发灵感。

因此，诗词中有科技，科技中有诗词，二者互相渗透，和谐统一。

一、科技与诗词的关系

科技为科学与技术的简称，科学（science）指可合理解释，并可靠地应用知识的主体本身，探讨的是宇宙中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说：“技术（technology），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及方法的总和。

   屈原之《天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涉及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以致于科学家李政道先生认为它“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的分析，应用精确的推理，并且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东汉的张衡，既是大科学家，又写出了《四愁诗》等名篇。

    同时，科学技术化为一种技能、设备、工具。在诗词的传播与传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印刷术、造纸术包括现代的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势必对诗词造成很大的影响。韦勒克·沃伦就在他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书写与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学传统的持续有了可能，因而必然大大增加了艺术品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此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某一时刻，各种图形也变成了艺术成品的一部分。”^[2]

而无论读古人诗词还是自作诗填词，都能启发科学家的创造灵感，如李商隐之“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长河渐落”一现象已启发科学家对涨潮退潮之原因之探索；“晓星沉”启发科学家想到星之沉是因星球之旋转所至；“嫦娥”启发科学家想知月球其形状如何，于是便有了我国的航天技术之“嫦娥三号”成功奔月。如斯古例，不胜枚举。

二、诗词中的科技因素

    （一）诗词中的技术因素

诗词作为一种技术的载体，他们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无论诗还是词，都有“技法”一说，技法事实上是文字之排列组合技术，是我们大脑对文字加工的技术。鲁迅曾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此一论断说明牛对草的加工技术。如用到作诗填词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脑吸收的是书籍与生活阅历，生产出来的是奇思妙句，与有平仄韵律的篇章，从而成为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绚丽的思维之花。

在诗词之区分上看其技术成分。《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提到：“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在这里技术就是指“技艺方术”。对文字的排列组合技术之不同，而体现出“诗庄词媚”。田同之的《西圃词说》品评诗词为:“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这里的“庄”、“厚”、“含蓄”，都是诗“庄”的风格的表现，“佻”、“薄”、“流露”都是词“媚”的风格的表现。孙麟趾《词迳》：“近人作词，尚端庄者如诗，尚流利者如曲。不知词自有界限，越其界限即非词。”《 词话丛编·圃词说》：“词之为体似美人，而诗则壮士也。”此所谓文字之排列组合技术之不同所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评词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里的“要眇宜修”、“言长”都是词“媚”的风格的写照，而这都是由于“词之为体”，即由词这一文体自身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其中“要眇宜修”便是对文字反复进行技术加工，使之达到预期的表达效果。

在诗词择字方面看其技术成分。择字更能体现一个作手的水平，诗词如下棋，落实到棋盘上的每一枚棋都有其技术含量，但唯有把各种技术手段巧妙合理地组合到一起，编织成一张美丽的棋谱方可创作好诗词，一个高水平的棋手，其每一个棋子都有唯一性，也就是说，一首高水平的诗词，每一字都易不得，都有其唯一性。同时技术用于字句的腾挪也很重要，诗词首先要让读者有阅读之快感，于是便出现了诗词之“张力”一词，张力是一个物理学名词，英文作tension，意思是拉紧、绷紧。美国的艾伦·退特用以论诗，遂成为西方诗论话语：“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诗的张力》）。在中国诗论话语中，有一个与之相近的概念，就是“健语”。健语即有张力的语言。王安石将别人的“日长奏罢长杨赋”改为“日长奏赋长杨罢”，说“诗家要此等语乃健”。“语乃健”，即诗句乃有张力。如此看来，诗句具有张力，与字句的安排有直接的关系。把诗比作建筑，字词就是石材。比如修建一座石拱桥，石材该怎么下，怎么安放，须做到清丝严缝，方能承受重力^[3]。

从诗词的结构句式上来看其技术成分。诗一般是一个整体，几个诗句以五言或七言结合而独立的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句式整齐。而词一般要分成两段或多段抒情，这样就多了一个铺陈的过程。词为配合曲词的音乐旋律，其语言形式有一言、二言、二言、四言、五言乃至八九十言为一句，故词又称“长短句”。这与格律诗以五言、七言为一句的固定句式显然有别。在词中，正是由于句式的不同，有的句子长，有的句子短，或对称或不对称，既可一言一句而停顿，也可七言、八言、九言一句而畅言，长长短短变化交错，这便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或整若雁阵，或变若游龙，或碎若明珠之走盘，或畅若流泉之赴谷，莫不因情而吐字，准气以位辞，可谓极织综之能事者矣”^[4]。

词的句式上多种多样的形态，也就为委婉、细腻、曲折地抒发情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沈天羽也在他的《草堂诗余四集序》中说：“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难状其情，则尤至也”。如此则体现文字排列技术之妙也。

无论诗词如何表达思想情感，其经典话语形式仍然是“创造性”。“创新还有更广泛的意义，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技术，所用的都是已有的成熟技术，而其创新之处就是十分恰当巧妙地组合了已有的成熟技术,是系统工程的胜利。”^[1]。虽然何谓“创造性”总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在艺术家方面，人们总是把它归之于个体的“匠心独运”，而在作品方面则把它归之于“独一无二”。这一点，正如《镜与灯》的作者所概括的，其本源正在于“诗人的情感和愿望，寻求表现的冲动，或者说是像造物主那样具有内在动力的‘创造性’想象的迫使” ^[5]。塔达基维奇也在他的《西方美学概念史》中说过：“艺术和诗至少具有两种基本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艺术的目的，即一方面是要把握真理，深入自然，发现规律，发现支配着人的行为法则；另一方面， 它要求创造，要求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创造出人们设想的东西。”^[6]。

由此可见，创造性对于诗词写作的重要。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诗词的写作除了“创造性”外还需要一种技术的运用。在当代艺术审美活动中，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随之带来的“技术本体化”，越来越深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与艺术创作之中，例如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艺术作品是可以运用技术通过复制得到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读书写字，就会作诗作词，这就需要学习前人的经验，也就是学习别人“如何做”的技术，俗话说的好，“读书三百卷，下笔如有神”。

如上所述，诗词存在之物质载体乃语言文字以及运用语言文字之技术，采用语言，犹如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到底，因作者的品质和文学素养而异。所谓创作，其本质就在于引用前人已有的技术与自己的创新。

《艺概》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意即要想摆好创造与继承前人技术之间的关系，就要既“有我”又“有古”。这句话中的“更”字不可忽视，它说明创造虽然是第一位的，但是继承前人的技术正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复古。这正如萧统《文选序》中所说:“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因而，具有特征的生活积淀和语言文字运用技术的柳永，参古定法，望今制奇，其词显然更为出色。

如此类点石成金之笔于古诗词中不胜枚举，因此技术应用于诗词，便使之接古通今。

（二）诗词中的科学因素

科学与诗词都是根植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土壤，是一种思维方式，经技术加工使之转化为语言或物体。

“人”便是生物學范畴，生物学乃科学一分支；同时“人”又属于机械学范畴，机械学亦为科学一分支；因为人是自然界最完美的机械，他不仅能吸收知识，而且能加以消化、升华，更有自学习自适应功能，我们大脑把诗词所须之“原料”进行加工，加之自身之创作灵感，使之更有意境，更有情趣，更动人，亦有音乐之感，有立体之感。

如李白之“日香炉生紫烟”，烟因光的折射而呈现紫色，于是敏感的李白便写出此传世之名句。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也是基于生物学知识：即，植物的生长与温度相关不同海拔高度气温不同，不同的地方气候不同，山上因海拔高而温度比山下低，植物的生长期迟。李白之“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便是依据物理学知识，参照物不同，则运动对象不同。

我国天文学家王绶院士50 年前曾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在寂静的专注的天文观测中，发以其丰厚的天文知识，得出对诗的领悟，他说:“在天文台我常常独自操作望远镜到深夜，这使我拥有了许多学诗写诗的夜。那是郊外星平野阔的夜，是进入里尔克诗中宽阔的共鸣之谷的意境中的夜。”

张衡之《四愁诗》也是基于其丰富的数学知识与天文学知识。

科学基于认知，诗词基于情感，他们尽管有不同的属性，却又是相通的，都是基于人类的灵感的而创造出的人类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三、科技中的诗词因素

古代的大诗人，常用诗的语言，提出一些属于科学方面的问题。如屈原之《天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涉及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以致于科学家李政道先生认为它“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的分析，应用精确的推理,并且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

如“寰则九重，孰营度之”---说明天体是圆形，且极高，问如何度量，当今天文学家已可度量之。如“日月安属，列星安陈”^[7]，已启发科学家对日、月、星及其运行状态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徐渭之“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便启发了天文学家如研究航天，须从研究风力入手。清朝漳浦知县陈汝咸的诗中有“饮羽醉归真避矢，点头顽化似因风”句，都直截了当的点明地理学之风动石的“动”因乃因风而起。而明代诗人文三俊的视角却与众不同，他在诗中写道：“是石是星丽太空，非风摇石石摇风。”把风吹石动说成是“石摇风”，使石更具灵性^[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句已启发生物学家研究青蛙生殖时，其时节为黄梅时节，地点为水域环境。再如于谦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其中“出深山”、“焚烧”、“粉身碎骨”、“留清白”已启表达出石之焚烧过程，碳酸钙在加高温条件下生成氧化钙和水，氧化钙加水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是白色，于是在诗人眼里便是“要留清白在人间”

当今一位科学家在目睹了粉笔的制作过程时，一时想到了教师，于是写下：“模范形成正直身，白头笑对黑头吟，一身磨灭灰飞尽，擦去遗痕让后人”因粉笔是由模具加工制成，且粉笔是圆柱型的，于是敏感的科学家便得了第一句：“模范形成正直身”

辛弃疾之《木兰花慢.中秋》:“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在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峨不嫁谁留？”，说此时之月已落，而在“那边”才见，岂非向科学家暗示地球为圆形？唐朝方干《送僧归日本》诗有“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更在提示科学家，长安与东京存在时差，而此诗作于一千多年前。如继续研究古典诗词，此类科学现象会很多很多，有待我们去发现。

因此，科研工作者，须认真体会科学中的诗词因素，有些科学现象已被我们的老祖宗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是有待我们具备足够的敏感性来发掘之。

 

结论

塔达基维奇也在他的《西方美学概念史》中说过：“艺术和诗至少具有两种基本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艺术的目的，即一方面是要把握真理，深入自然，发现规律，发现支配着人的行为法则；另一方面， 它要求创造，要求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创造出人们设想的东西。”^[9]。由此可见，创造性对于诗词写作的重要。

因此，无论是诗词还是科技，创造性是其灵魂。人类文明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科技对人生活的渗透度就越强。因此在诗词的创作上，科技的高度渗透从诗词的传播，到诗词的技法创作，以至于借助科学工具的思维创新。每个层面都不可抗拒地渗透至诗词的观念层面，使其影响着诗词的创作。

同时，诗词基于人类的灵感，诗词的要求之一，便是要求诗家词家浮想联翩，对超越现实情况的客观世界任意联想，此“联想”便不由自主的为科学家提供新的思路，诗词把“浮想联翩”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科学家会把这些“浮想联翩”之美妙言辞，变为现实。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有待我们去认真发现，去认真研究，诗词中的科学成分有待我们科学家踏实认真的去分析与应用，并化之为生产力，以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由以上推之，科技工作者须掌握一定的国学知识，认真研读我国古典诗词，以期发现有价值的科学依据，更希望科学家创作出更美的诗词。

    而文化工作者亦须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以期写出更动人佳句篇章。

我们期待着诗人、音韵学家、词曲格律学家、机械学家、航天专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程序设计家团结起来，共同携手，弘扬传统国学的同时，为中华诗国复兴而努力。

 

参考文献：

[l] 杨叔子.科学人文相触.爱国创新与共—再论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J].中华诗词,1999,(6):44一53。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49 页。

[3] 陈大捷.《周啸天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4] 刘永济《词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 页。

[5] 引自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 页。

[6] 引自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史概念》，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9 页。

[7] 屈原《楚辞·天问》，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8] 郭友琴《品石诗话》，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9] 引自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史概念》，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