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境界与作家的关系，有如铜币的一体两面，你中有我，互为印证。观察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有内涵的作家向往那种“诗意的栖居”境界几乎就是本能，有品位的作家对超越世俗的大美境界更是永远怀有敬畏之心。尽管他们追求境界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畅行无阻，其获得的终极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既使作家本人得到了精神创造的莫大享受，也为无数读者奉献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高品相、大境界的文学，如一道划时代的强光，为历史映照出了经天纬地的两种“经典”人物，一种是作品中那些有温度、有寓意、有质感、有生命力的文学人物，一种是创造了那些文学人物形象的作家本人。这两种人物并驾齐驱，历文学时空而长存不朽，其中的奥秘所在，境界决定了一切。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作家，跨入21世纪不久，即与一个魔幻大观般的科技信息时代狭路相逢，谈论其幸或不幸，已无意义。作家需要适者生存，然而生存的路径应该是通向自新，而不是自毁。如今的文学写作已带有大文化的某种娱乐属性，纸质、网络与自媒体共存于“大数据”空间，海量的作品让人生畏，丛生的写手令人目眩，但无论作品如何海量，写手如何丛生，文学都不应该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支点，而沦为市场的附庸、金元的奴仆，作家还要对人类的灵魂工程建设承担责任，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作家的“门槛”要求。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成五类，由低而高依次排列，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成为了一种激励动力。作家的写作行为，无疑应居于马斯洛说的五种“需求”的顶端，与文学的高境界直接贯通。苏格拉底认为，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哲学的意义，就是帮助人们怀着乡愁寻找生命的精神家园，而文学的高境界其实是以诗意审美方式完成的对哲学境界的一种抵达。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往往就是哲学境界的某种文学呈现。回溯人类文学的史册，达到这种境界的巨人并不鲜见，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等作品，笔下的文学境界与哲学境界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呼应，都是围绕着“人”的本质存在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大文章。

阅读作品，文学品相如何，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品相是作品的直观，是境界的表征，境界则是品相的投影，很显然，品相虚假、低劣，其文学境界也肯定高不到哪去。假山堆得再仿真，也难以像原生态的雄峰峻岭那样震撼人心，人工湖造得再旖旎，也不会有勾人魂魄的灵动质感，它们只能算是“徒有其表”。如今的时尚传媒无所不能，让某写手一夜成为“著名作家”易如反掌，至于其有没有硬邦邦的代表作，则可忽略不计。见利而忘义，势利生媚态，贪婪常苟且，浮华必庸浅，品相至此，何谈境界。而热衷于消解崇高、嘲弄价值、戏耍意义，无论其动机如何，品相与境界都不敢恭维。文学作品的寿数，一定是其品相与境界的相辅相成关系。有些作品或许可以获取一些浮名和暴利，但品相与境界的缺失，注定了其短命的必然。凡此种种，九九归一，文学的或正能量，或负影响，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写作本体，要从作家自身那里寻根觅源。人们常说面如心生，境由心造，对作家尤其适用。这种怪异现象，或许使人心生疑惑，是不是我们的文学整体境界出了偏差？情形未必如此糟糕，但问题不小，还是一种客观事实。

有境界的作家，必然目光深邃，胸襟阔大，灵魂高贵。他们心地澄明，是因为杂质很少。他们的远虑近忧有如神启，笔墨透露出水天一色的圆融气息，而不会刻意于个人世俗声名的得失。读梭罗、泰戈尔的作品，我们的灵魂会有被洗涤过的净化感。这些作家的写作对读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由于他们的写作，芸芸众生在喧嚣热闹的逐利社会中活得心态安稳，气定神闲，并且他们还以强大的精神气场，赋予读者抵制文学垃圾的天然的免疫力。正如法布尔的一句自白：“我不过是一盏灯，照亮了我面前的一小块路而已。”所谓“大德者，得也”，便是他们的精神写照。

有境界的作家，一定是道德力量和伦理深度的拥有者。他们的作品积淀了积极而深沉的人性内涵，并不自觉地为读者提供着充实而温暖的道德情感服务。而在一些“识时务者”的作家眼里，道德、伦理问题已变得微不足道，有人以“不用道德眼光评价书中人物”的广告词推销个人作品，有人直斥“道德是文学自设的陷阱”。文学拒绝道德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将人性之爱剥离出文学作品正在成为一种写作时尚，其破坏力无异于釜底抽薪。克里希那穆说：“爱一不见，地狱就在眼前。”此言一针见血。难道不是由于有了爱与道德，才有了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人与兽的分野吗？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所说的：“人们不是仅仅由无赖构成的；也有真正的圣人——这是怎样的圣人啊！他们自己是光芒四射的，并且为我们所有的人照亮了道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那些经典作品所表达出的对于社会压抑人性的深刻批判意识，同时，它们通过揭示人性弱点，展示了伟大而崇高的人性悲悯、救赎、良知的情怀与期待。

有境界的作家，并不拒绝融入人间的万家灯火，却永远持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学眼光，在发现美、开掘美、展示美、融入美方面方式独特。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仅仅成为主观意蕴的载体，一方面，也不满足于作品仅仅拥有技术含量。他们用独特的审美创造活动强调：永远不要低估、轻视读者美学境界的品鉴力，只有尊重读者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才能进入千姿百态的审美境界。他们注重自然美的境界，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所言：“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境界可以是大江东去，也可以是小桥流水，可以是黄钟大吕，也可以是浅吟低唱，可以是金戈铁马，也可以是剪纸刺绣。繁复是一种境界，简约也是一种境界。浓烈是一种境界，素朴也是一种境界。律动是一种境界，沉静也是一种境界。古典美、现代美、科班美、野生美，大可曲径通幽，浑融交织。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俄罗斯文学中的道德境界，美国文学中的自然境界，都可以在人类审美殿堂大放异彩，熠熠生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直若曲，这些蕴含大哲理的大境界，当与日月同辉，山河共存。

有境界的作家，不肯委身于任何境界低下的事物，成为“财”气日盛却“才”气日衰的沉沦者。他们对非文学境界的种种诱惑怀有警惕，保持距离。他们对任何把文学当做商品买卖交易的勾当不屑一顾，他们不会曲意迎合市场，献媚传媒炒作，取悦影视改编，热衷买奖跑奖，为作品之外的附加值、含“金”量而用尽心机，不择手段。总之，他们拒绝作家的灵魂被一切非文学东西所污染、所异化。

作家的高品相、大境界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袋一拍灵光乍现瞬间形成的。这里有天赋、悟性的成因，也有积累和升华的过程。我们习惯于用“才华”来定位作家，其实对于作家，除了天赋、悟性，决定其成败的根本要素与他的主体作用有关。一个作家被文学史称为“伟大”总是有根据的，一定是他具备了超越写作技巧层面而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契机的至臻境界的能力。有“昆虫界的荷马”之称的法国著名作家法布尔，在完成十大卷的《昆虫记》之前，曾经历过一个如何确立价值观的艰难历程。法布尔活了92岁，前半生做了11年小学教师，12年中学教师，又花5年时间专门从事中小学教课书和科普读物的撰写，为养活七口之家一直不辞辛劳，还打算要攒一笔小钱为改善生活继续奋斗。一段时期他反思自己：“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他想通了，这时候生命历程已过半，他毅然远离城市，在乡间购置一处旧宅，并改造成昆虫学实验基地，为献身于宏大的写作事业迈出了极有境界的一步。此后法布尔深入昆虫世界最细微的领域，经过十五六年的悉心观察、研究、积累，开始撰写并于1879年出版了《昆虫记》第一卷，到1907年第十卷问世，他已是暮色沧桑的耄耋老人，依然坚持把新成果写成第十一卷，终未能如愿。《昆虫记》是一部容量巨大的学术著作，但无论谁读，都有一种阅读优美散文集的感受。法布尔展现出了一种把昆虫学升华到知识百科境界、文学审美境界和人性反省境界的伟大能力。在法布尔晚年，法国文学界多次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推荐他，均未成功。为此，不时有报刊发表文章为他抱不平，法布尔的回答是：“我工作，是因为其中有乐趣，而不是为了追求荣誉。你们因为我被公众遗忘而愤愤不平，其实，我并不很在乎。”如此境界，令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

提升文学的品相与境界，阅读环节应该成为作家的日常功课。而在我们周围，为数不少的作家没有读书的兴趣，更谈不上养成读书的习惯，总觉得写作是最要紧的，读书会耽误写作，得不偿失，即使读书，最多也只是浏览一下朋友圈的作品，相互点赞，友情喝彩，取法乎下，近亲繁殖，习惯成自然，却乐在其中。有些批评家的阅读范围也大体局限于此，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期望其拥有文学批评的大气象、大境界，实在勉为其难。很显然，拥有文学的高品相、大境界，无论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我们毕生为之求索，或许才谈得上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