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中华文化基因说
婉臧
汉诗,也称为“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之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看来好像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诗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学艺术的概念,上升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凭证了!
汉诗,是传承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当之无愧的一份文化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生物学中的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元,它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的一系列重要生理过程,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生物学家将基因的许多特点进行了归纳,发现基因有主要的三点特征:一是稳定性,具体来说就是基因的结构很稳定,不容易发生改变;二是决定(生物体的)性状发育,它主要是通过对部分生化过程的控制,从而控制(生物体的)性状发育;三是可变性,也即基因可以由于环境诱变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突变,这也会增加生物的多样性。将生物学家的观点借鉴到文化领域,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汉诗也同样具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三大特征。
汉诗传承千年,其人文精神内核不但十分庞大,而且十分稳定。笔者仅以“乡愁”为例来展示汉诗稳定性的一面。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很多才华卓绝或者雄韬伟略的人,都习惯用诗句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怀。譬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是陆游对国家的期望;“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那是秋瑾报国的宏愿;“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那是孙中山救国的决心;“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那是周恩来对民族的誓言。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更是以《乡愁》为题,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举世流传的诗。余先生坦言:“对我个人而言,乡愁又是一种家国情怀。家是个人的放大,国又是家的放大。我的乡愁是‘大我’所面对的民族的乡愁。”这更是把传统文人的“乡愁”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反映出诗人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中国诗人的乡愁情节,从汉唐到现代,一直保存的很好,这也是汉诗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基因,在稳定性上的一个重要表现。
再来看看汉诗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的。已故全球汉诗总会的老会长、新加坡著名诗人、爱国华侨张济川先生,曾在第五届全球汉诗总会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深情地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与不同民族,和平相处,熙熙攘攘,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大家庭,正是可喜的一面。但我们的文化传统,博大而长远的文化源流,我们必须谨记、掌握,甚而发扬光大,才仰不惭于天,俯不愧于地。”他将自己的别号取名为“神州客”。且看神州客的诗:“天风浩荡震乾坤,北海鹏飞更起鲲。抟击溟蒙惊博厚,跳丸日月动昆仑。来看宪报开新镜,已见全球协汉垠。一统文衡归大雅,八紘英杰共穷源”,气势如斯磅礴,爱国之情震动乾坤,体现出其精神世界里有着深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基,不以其个人的国籍或者宗教信仰为转移。
大学者兼诗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先生,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谈到:“在中国诗歌之传统中,则第一流之最伟大的作者,其作品之所叙写者,却往往也就正是其性情襟抱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的呈现。即如屈原作品中之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作品中之任真自适的信念持守,杜甫作品中之忧国忧民的忠爱缠绵,他们所写的诗歌,无论是任何题材和内容,就往往都表现有这一种与其生命相结合的性情襟抱的本体之呈现,而并不仅只是流连光景的偶发之情而已”。叶先生的这份真知灼见,不但很好的阐释了华侨诗人张济川先生的爱国情怀,也应引起我们身为炎黄子孙的共同思考与感悟。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将军也借《黔山诗话》一吐心声:“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国土的沦丧,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灭亡,因为通过战争或其它手段,还可以收复失地,光复家园;然而,一个民族文化的泯灭,则昭示着这个民族的彻底消亡。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无不渗透着方块汉字及其最高成就中华古典诗词的文化基因。中华诗词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表征……。让中华诗词走进青少年和娃娃们的心灵深处,对于强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元典精神,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与弘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将军一席话,可谓入木三分地点出了汉诗对于我们全体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关键性作用。
有人可能会说,虽然汉诗满足了基因主要特征的前两条,但是它有可变性吗?君不见格律平仄等要求数千年也几无变化?笔者以为,这一疑问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如平仄的要求,有人评之为“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要不要把“镣铐”去掉呢?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提出过鲜明的观点:诗歌要在“法度”之中“出新意”,不能过分追求险怪;同时,他又开创了宋词的豪放一派,这可谓是在汉诗的传承中创新的绝佳实例。无独有偶,西方的大诗人歌德也认为“在限制中才能显出名手/只有法则给我们自由”。这说明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创作者自由流畅的表达目标不是对立的。如果熟悉汉诗发展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汉诗在千年传承中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说到韵律的问题,古人做诗常用“平水韵”,今人应时而变提出了“中华新韵”,两者并行不悖,各安其事。又如词中有“自度曲”一说,这便是古人鼓励那些精通音乐与词律之人在词谱方面的创新而设置的。所以,汉诗是灵活可变的。时至今日,汉诗这种文学艺术形式在民间仍长盛不衰,充分表明了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融入时代文化的血液之中。
如前所述,汉诗已可确定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了。然而多年以来,虽然它还在顽强的传播与发展着,可是前景确让有识之士不禁堪虞。知名诗论家、诗人兼教育家杨叔子院士在1999年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文中说到:“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几位魂系神州、心向华夏的外籍华人教授告诉我:‘大陆教育有缺陷。你看,到这里的大陆留学生,ABC都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可惜!可惜不太了解长江、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知道《史记》、《四书》。请问将来他们能为中国、为中华民族服务吗?’问题提的很尖锐,很深刻。ABC很好,外语很好;XYZ,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江、黄河,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不知道《史记》、《四书》,对祖国与民族的传统与文化一无所知。是的,这样的留学生一旦学成,能否对祖国、对民族有认识、有感情,能否克服一切困难去为祖国强大、为民族繁荣而献身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的为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成长提供足够的养分,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上存在重大失误。杨叔子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这句名言,时至今日仍掷地有声,乃是因为它深刻的指出了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培育民族文化基因,又是多么的重要!
生命要进阶,基因应传承;文化要发展,汉诗应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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