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时，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关注自然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而是热衷于收集梭罗、卡森、利奥波德、罗尔斯顿、洛夫洛克、马古 利斯以及麦茜特这些西方自然主义作家、生态批评家的学术资源。但20年后，我还是回到了陶渊明的身边，在没有古典文学研究基础、没有诗歌理论批评储备的情 况下，写出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回想起来，这应该与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情结有关。我出生并成长在被誉为“七朝古都”的开封，曾经位居当 时世界文化峰巅的北宋王朝的印痕对于开封人仍旧历历在目。我们家居住的那条小街，还保留着明代永乐年间的名字，小街的东端临近“夷门”，是魏公子信陵君联 络智者侯赢“窃符救赵”的地方，也许当年信陵君的车马就从我家门前走过。城南的“禹王台”又称作“古吹台”，相传春秋时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 唐代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曾登临吟诗。民族传统文化情结对于我来说是与生俱备的，我终究不能绕开。作为文化遗传的基因，早已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成 为我的宿命，制约着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对照这段话， 回顾我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过程，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体会。

精神之根与民族昌盛

我在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时，首先浮出脑海的一个问题是：陶渊明这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说是诗人，留下的诗作并不多，在诗人如繁星的中国却被誉为诗苑“千古一人”、“诗人中的诗人”、“伟大诗人”，时序更迭，声誉始终不衰，这是为什么？

我想，要寻找陶渊明诗歌创作的源头及其价值与意义，恐怕不能拘泥于先前的某位诗人、作家对他的影响，而只能广义地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精 神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农业文明，田园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原始意象、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源头应该 就是华夏民族的“田园情结”、“回归意向”以及对于“桃花源”式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可以说正是华夏民族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这一精神文化如同幽灵一般 附着到陶渊明身上，才诞生了中华民族这位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幽灵”，首先是华夏民族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或曰精神之根，与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也与每一个国民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一个被割断精神命脉的民族是没有生机 的，一个无根的国民是没有灵魂的。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漂泊于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有着切肤之痛，她在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 本书《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中指出：“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 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 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的活动中。”薇依在她的书中结合世界上诸多民族的历史分析了造成 “拔根”恶果的原因，一是异族的武力入侵与蛮横统治；二是金钱诱惑下的经济支配力量的诱导。中国历史上固然也存在“异族入侵”与“金钱诱惑”对于民族之根 的祸害，但“拔根”的病象更多则是以“自我拔根”的方式呈现的。从旧中国的“洋务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厚今 薄古”、“文化革命”，中华民族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在上演一系列的“拔根”运动，始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务必扫荡一空。“文革”后期，我曾 经去了趟曲阜。在孔林，我看到孔子的坟墓被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惨黄的土块连带着干枯萎缩的树根、草根在烈日晒烤下瑟瑟颤抖。这简直就是我们民族文化被 “拔根”的一个象征！

市场繁荣、物质丰富对于社会发展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发展的同时丢弃了自己民族精神之根，那就等于丢失了灵魂，即便拥有健壮的体格，也只能成为某种外在力量的奴隶。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中华文化与现代化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条件”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多年来我所关注的则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 问题。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人的精神境界的滑坡，显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通病。这是由于启蒙理念的片面发展，割裂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酿下的 恶果。事实已经证明，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带来太多的问题乃至灾难，尤其是生态灾难，也包括人类精 神生态领域的灾难。

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即如“国学热”，一提倡导“国学”，许多人就希望把“国学” 当做迅速推进现代化的灵丹妙药，使现代化的列车跑得更快。这其实是把国学研究简单化了。对于由启蒙理性开启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积极推进 的价值，例如当代新儒家冯友兰、钱穆们曾经努力发掘过的。但对于日益提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检讨”、“反思”、“矫正”、“平衡”的价值， 即发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偏颇，矫正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误。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由启蒙理性开创的现代化的这柄“双刃剑”，也 应该审时度势地采取“热处理”与“冷处理”两种不同的举措，从而使时代与社会得以健康、和谐的发展。

现代化的发展往往以“向自然进军”为前导，这也正是当下生态灾难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当年被梁启超、陈寅恪誉为“自然主义诗人”的陶渊明，在 现代化进程中却被当做一个“消极保守的右倾分子”。如今，当“自然生态”已经成了“现代化”最大的负面效应、新时代的重大问题时，陶诗中内在的精神、陶渊 明人生中“低碳”的生存智慧也该重放光明了。

老庄哲学与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由《周易》分流出“儒”、“道”两家，一般认为，以孔孟为圣人的儒家更关注社会学、伦理学，以老庄为宗师的道家则对自然哲 学与文艺美学有巨大贡献。前辈学者方东美指出：在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与宇宙论中，就包括着普遍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庄子所谓：“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 万物之理”，就已“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深邃的灵性”。“中国人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必须是艺术家，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是先直透美的本质”，即便中国人的“哲学 智慧”，差不多也总是在“艺术情操”中发展起来的。

诗歌与哲理同根并生、宇宙精神与个体心灵相映开花的一个范例，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一生的成就，更多的是汲取了老庄哲学 的精华。我曾经仔细地推敲过诗人陶渊明的名和字——陶潜、陶渊明、陶元亮的含义。陶潜、陶渊明、陶元亮叫法不一，却不外乎相互映衬对照的两个方面：一是潜 和渊，一是明和亮；一是幽暗，一是光明。陶渊明的名字就暗合着老庄哲学十分推重的“知白守黑”(见《老子》第二十八章和《庄子·天下篇》)。由启蒙理念开 拓出的工业社会、科技时代，人们往往执于一端，只知白不知黑，只看重表面的光鲜而无视内在的蕴藏。表现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上，那就是重物质，不重精神；讲 科学，不讲信仰；讲手段，不讲道德；只想消费，不肯俭朴；只求升迁，不愿隐退；只顾眼前，不管未来；偏爱包装而忽略内在的品质。

中华美学精神的和谐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就像大自然中白昼与黑夜的相交、相守一样，“知白守黑”意味着 事物整体的、内在的和谐发展。这既是哲学的认知，也是美学的体验。“知白守黑”运用到宏观的国家治理上，农村与城市也可以看做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弱一 强、一暗一亮。由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总不能取代溪流环绕、草木繁茂的乡村；城市里昼夜通明的灯火，也不能替代乡村的星空与月夜。高度城市文明不但不应该 取缔乡村文明，良好的城市生态反而应当依附、守护在良好的乡村生态之中。将其运用到国民素质的个人修养方面，还以陶渊明为例，这位伟大的诗人正是深谙“知 白守黑”的哲理与美学，所以才能够在穷通、荣辱、贫富、显隐以及生死、醒醉、古今、言意之间委运化迁、遂顺自然、身心和谐、意态从容。由此，以往总是被错 误认为“消极避世”的老庄哲学是完全可以用于维护与弘扬一个健康社会的核心价值的。

文学比较研究与中西融汇

清代末年，历史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选择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当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华民族自己的道统在长期腐败政治的侵蚀下已经衰 微，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强大、高傲而又蛮横的西方世界。中国对西方的倾慕、追随、学习、模仿竟是以西方对中国的鄙薄、拒斥为前提的；而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 的前设条件竟是必须清除自己的文明之根。这种残留的文化心态甚至一直波及到当代文学界。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蜂拥而来，几乎淹没中国传统文论的所有领 地。在号称“诗的国度”的中国，即便诗歌也是如此。中国当代优秀的诗人如海子、苇岸，当他们谈起自己追慕与效仿的诗人时，可以说出长长一串西方诗人的名 字，却很少提起自己民族的传统诗人。苇岸曾坦诚地承认：“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海子更是绝情地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 这里我不想责备年青诗人的偏激，我只是为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疆土的沦丧感到悲哀，这也成了我撰写《陶渊明的幽灵》的鞭策。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非常强调“文学的双向比较研究”，她认为要达成这一“深度研究模式”，“就要能够同对方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难 题”。如今，当环境灾难、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性难题时，也就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走向世界提供了时代的机遇。从文化层面看，中国农 业社会的时间漫长，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积累了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远为丰厚的经验。从精神层面看，中国古代精妙的“老庄哲学”其实就是深刻的“自然 哲学”，崇尚自然、顺遂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由融入自然而最终获得精神的逍遥游，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潜意识、集体无意识。而陶渊明就是这一民族精神 与文化心理积淀的代表。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版图上，陶渊明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西方的伊壁鸠鲁、卢梭、梭罗、华兹华斯、荷尔德林在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 问题”时，都可以被看做天然的盟友。当人们再度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时，曾经被陈寅恪奉为“新自然主义”发明人的陶渊明，也必然会在中西文化 “新的综合”中再度现身。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指出的：“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 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

如今，西方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已经离不开东方社会这一个“他者”的参照系，只有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地球生物圈中的人类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