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公丁国成

                       周拥军

    “诗公”一词，最早见于《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一·诗公》：“上命取阅，随御制一首赐和，中有‘丛香密叶待诗公’之句，举朝传诵，诸钜公羣然属和，世遂称西厓为诗公。”

    “诗公”是对诗人的尊称，但“为公”却是极为不易的。《汉书》中说：“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忘私，就是没有私念，当下社会，最为难得。而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说人人平等，或斯怀以平等视之。清?王夫之也曾说道：“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由此可见，若能以一“公”字而论其人，既关乎人之性志，更关乎人之品德。当代诗坛，纵横视之，有一人可以担当，他便是当代著名诗评家、《诗国》主编丁国成。

 

一

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

                   ———汉·韩婴

    2013 年12 月，首届“聂绀驽诗词奖”揭晓，丁国成先生荣获“聂绀驽诗词评论奖”。这也是改革开放近几十年来诗词界第一个权威性的“诗词评论奖”。丁国成先生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顺理而言，公平无私，是最难能可贵的。

    2008 年3 月，《中华诗词》杂志发表了丁国成先生《“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的大块文章。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丁国成先生在文章中对自己深信不疑的、由伟大领袖和诗人毛泽东提出的“新诗主体论”进行了深省：“我以前不仅无条件信奉，而且在文中卖力宣扬此论。是新旧诗坛的迥异现状引我思考，是诗词事业的飞速发展促我猛醒，顿觉今是而昨非。”并进一步指出：“‘新诗主体论’所谓的‘新诗’概念模糊，很不科学。”“如果说，‘新诗主体论’提出之初一段时间，基本上反映了和符合于‘五四’以来被人为扭曲了的我国诗坛现实，那么，新时期、特别是1987年以后，它就距离我国诗坛的现状越来越远了。或者说，‘新诗主体论’已经不合乎我国诗坛的实际了，空有其说，而无其实。‘新诗’业已不是‘主体’，因为十分明显，当代诗词———所谓‘旧诗’的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新诗’这是有目共睹、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以及“‘新诗主体论’在理论上不够周严，在实践上也是无益的。扬新诗，抑诗词，严重妨碍了我国诗歌的健康发展。”“对待诗歌形式，我们应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要独尊一体、排斥他体，而要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不管什么形式，无论新、旧诗体只要写出好诗，就是好形式。”“不再提‘新诗为主体’，对‘新诗’并无丝毫影响，反倒是种解脱，卸下多年负累；对‘旧诗’则无异于一次解放，摆脱了沉重压力。我国诗坛不需要霸主，不必人为去分什么主体、肢体，无须主观硬定什么主流、支流。任其自由自在发展，保持诗坛生态平衡足矣！各种诗歌形式都是姊妹兄弟，大家共存共荣，公平竞赛，互相学习，彼此提携，共同为伟大诗国再创辉煌！”这些大胆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一石击起千尺浪”，立即在诗词界和新诗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数十家报刊转载，好评一片，掀起诗词评论的热潮。可以说，这是诗词恢复发展以来最有分量的诗词理论文章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笔者曾在丁国成先生家中拜访时，也谈论了当代诗歌主流的问题。丁国成先生问我：“你认为当今诗歌谁为主流？”我答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诗词，但我仍觉得新诗是发展的方向。”我是基于历史的发展规律才做出如此回答的。譬如说，近体诗是唐代的诗歌代表，而到了宋代，词又成为诗歌代表。到了当代，新诗是能代表这个时代诗歌特征的。虽然新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时间短，还有发展的空间，未来的中国出现几个白话的歌德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论观点对否或是偏颇，一个人敢于对自己信仰的领袖的理论提出质疑并主张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不仅仅是需要勇气和学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且公平之良心。丁国成先生敢于向权威提出质疑，完全是基于公道良心才能发出如此强烈的呼吁。

    当然，丁国成先生对“新诗主体论”提出质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一贯主张艺术民主，对各种不同学术观点，采取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早在1996 年丁国成先生在《诗刊?编者寄语》中以《不薄新诗爱旧诗》为题，阐述了在诗坛不搞门户之见，不设派别界线，主张新旧诗体共同繁荣、相互促进等观点。2001 年，丁国成先生起草了《21 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第四稿，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诗体众多，便于反映丰富多采的伟大时代，也是诗艺繁盛、百花齐放的一种标志。因此，一切有益探索，都应得到鼓励。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需要，是我们的探索方向。诗歌历史证明，一个新的诗体的出现，是长时期众多诗人创作实践的结晶。我们期望的新诗体，也将在新世纪漫长的探索中诞生并走向成熟。”

    丁国成先生如此说，也是如此做。在他主编的《诗国》里，除了编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之处，新古体诗、自度曲、新诗，都能获取发表的“通行证”，在他的《诗国》园地中，是直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著名诗人贺敬之专此为丁国成手书了一条幅，内容是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借此表达对诗评家丁国成先生在诗坛疏凿源流、别裁伪体、匡正诗风的所有的成绩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二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

                   ———《列子》

    1986 年初，中国作协主办、诗刊社承办的第二届（1983—1984）全国优秀新诗集评奖，评奖结果出乎意料，十六部获奖诗集中竟有六部评委作品，且含《诗刊》领导诗集，显然不妥，一时引起公愤。丁国成骨埂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甘冒得罪诗刊社领导和许多诗人朋友，甚至会影响到个人前途命运的后果，写了一篇文章《新诗评奖一议》， 在7 月21 日的《诗歌报》上发表，公开且尖锐地批评了这次评奖不公、方法不当。该文得到了包括“诗坛巨子”吴奔星在内的一些同行撰文响应。时任《诗刊》主编的邹荻帆看了文章后特意打电话给丁国成，非常诚恳地说：“你的文章我看了，言之有理，只是文章开头说‘诗坛哗然’，是不是有点儿夸大其辞了？”又鼓励说：“文章写得不错，评奖方法是应当改变，评委作品还是不参加评奖为好。”后来，中国作协接受了这些意见，第三届诗集评奖时就改变了评奖方法，评委作品进行了回避。这说明只要坚持真理，公道自在人心。

丁国成任职《诗刊》领导，便学习前辈风范，坚持如果不是工作上的特别需要，便不在《诗刊》发表自己作品。这是从1976 年李季任主编起留下的宝贵传统。李季任主编期间，从未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过一首诗、一篇文章。丁国成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瓜田李下，避嫌为好”。李季的为人和为文，都是丁国成一向所敬佩和效法的。所以，当丁国成1991 年出版诗论集《诗法臆说》后，山东大学著名诗评家袁忠岳写了一篇题为《一本评论工作者的人格手册》，称丁国成诗论集“旨在整饬评论界的风气和提醒‘双百’方针的贯彻”。袁忠岳希望通过丁国成将此文在《诗刊》发表。应该说，这对丁国成来说不仅是举手之劳，而且也是正中下怀的事情。但是，丁国成却给袁忠岳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不能这样做，而且详细地说明了想法和理由：“我被聘任为副主编起，就不在《诗刊》上发表东西，以后也不拟发表，除非工作特殊需要；当然更不能发表赞扬自己的文章。区区此心，深盼您能理解并予以体谅。就文章本身来说，我以为在任何报刊发表，都不成问题，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1991 年8 月，丁国成应南斯拉夫的邀请，受中国作协的派遣，与诗人龚洁一起赴南参加马其顿第30 届国际诗歌节，回国后他在写给中国作协的访南汇报中首次提出了举办“中国诗歌节”。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中国作为世界上的诗歌大国和古国，至今没有正式公认的诗歌节，对外诗歌交流也只限于较小范围内。这与泱泱诗国很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因此，我建议申报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将端午节正式作为‘中国诗歌节’。”

    后来丁国成不厌其烦地在一些场合呼吁设立中国诗歌节。如1999 年3 月29 日在中国作协五届三次全委会上，丁国成曾提出此议，惜未得到作协领导应有的重视。2001 年12 月19 日中国作协第六次作代会上，丁国成又专门作了《呼吁设立中国诗歌节》的发言。遗憾得很，这个建议仍未得到回应。但庆幸的是《文艺报》在“代表来鸿”栏目里，编发了这篇千余言的发言稿。文章发表后，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北京的《新国风》杂志首先在京举办了首届“中国诗歌节（国风）”，来自华文诗界的110 位诗人参会。在这届诗歌节上，丁国成遇到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肖善因，他明确表示支持设立“中国诗歌节”的动议，并同意由他出面给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写个提案。丁国成当场把有关资料交给肖善因，肖很快提交了第3516 号“关于设立中国诗歌节”的正式提案。文化部办公厅于2003 年1 月3 日正式复函称“我部收到您的提案后，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觉得这是一件有利于诗歌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有利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大好事。我部将加快工作进程，尽快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报批工作。”

    经过文化部的有力协调和积极申报，第一届“中国诗歌节”终于得到了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及安徽省政府主办、马鞍山市政府承办，已于2005 年10 月25 日至31 日在马鞍山市隆重举行。令人微觉不平的是，作为中国诗歌节的发起者和倡导者，肖善因未能受邀与会，丁国成也被首届诗歌节排斥在外，但丁国成在《“中国诗歌节”的由来》一文中说：“我们终能乐观其成，极感欣慰。”一颗公心，宽阔之胸襟，无不令闻者动容。

 

 三

公其心，万善出。

           ——明·方孝孺

    《中华诗词》主编郑伯农先生对丁国成先生有一句中肯的评价：“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虽然只有简单的九个字，却一语中的，将丁国成先生数十年来做好人，干实事、说真话的品质，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明代谢榛说：“非德无以养其心，非才无以养其气。”在丁国成先生胸中，其心是公心，其气是正气。他不但是才华横溢的诗词评论家，而且是厚德载物的谦谦君子。凡接触丁国成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丁国成先生多年担任《诗刊》常务副主编。此前，为了培养诗坛新人，1984 年丁国成先生提议创办《诗刊》刊授学院，并执笔起草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函授班方案》。20 余年来，《诗刊》刊授成了中国诗坛上的最高学府、新人成长的可靠摇篮，至今已培养诗歌作者12 万余人次，其中近100 人参加了青春诗会，300多位优秀诗人活跃在诗坛上。

    丁国成先生除了培育诗坛新人，对后学的奖掖也是不遗余力。在从事编辑生涯30 年来，给读者作者亲笔写信千余封，这里面有名人、有大家，但更多的则是初学者或尚不成熟的作者。有一次他给《中华诗词》看稿时从一篇文章发现几个女作者，诗词富有才情。便当即给文章的作者刘梦芙先生写信，信中说道：“有几位作者，他们是张品花（1980 生）、贺真纯（1975 年生）、范学妹（1974 年生）、龙凤（1982年生）、萧灼其（1972 年生）、梅皎（1976 年生）、高雅（1973 年生）、陶小梅（1976 年生）。她们那么年轻，又生活在农村，却充满才气，写出了那么好的诗篇，不仅合乎格律，而且富有诗味，真是让我惊喜，我立刻想编发她们的作品。特致信询问她们的地址，以便建立联系”。并在他退休后担任特邀编审的《诗刊?旧体诗》栏目中选发了她们的诗词。由此可见，丁国成先生是真爱才、真爱诗、真正无私地奖掖后学。

    因为无私，丁国成先生在与诗友的交往过程中，常常竭尽所能，帮助诗人朋友出谋划策，共渡时难。譬如：

    1997 年致信江苏省委副书记、诗人顾浩，反映江苏籍著名诗人丁芒因遭到不公待遇导致生活困难问题，后来顾浩亲自登门拜访丁芒，并为丁芒解决了不少生活困难。

    1998 年7 月致信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就广州《华夏诗报》可能会被砍掉刊号的问题给予严重关注，呼吁能予以保留。后翟泰丰批示：“速转友先同志：《诗报》在当前诗坛确有较大影响，望能保留此报。”《华夏诗报》因此得于幸存至今。

    1998 年8 月致信翟泰丰，汇报江苏省作家协会欲创办《扬子江诗刊》事宜，请求支持和帮助。此信获翟泰丰等领导批示，促成《扬子江诗刊》于1999 年7月正式创刊。

    2000 年，丁国成给自己的家乡时代文艺出版社暨吉林省出版局写了一封信《< 臧克家全集> 出版建议》，促成了《臧克家全集》的出版发行。《臧克家全集》皇皇十二大卷，总计六百余万字。宋美龄曾说，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的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我特别苟同这句话。丁国成先生便是我们身边的杰出代表。著名诗人刘麒子中华诗词协会副会长赋诗由衷称道：

    时识国成兄，共将肝胆鸣。

    宽和饮厚德，仁爱见真情。

    风骨文章里，听之如凤鸣。

    毫端标正气，世事耻虚名。

噫！公哉，丁国成是也；善哉，丁国成亦是也。

 

（本文是根据刘庆霖先生的《乐为中华诗词鼓与呼的行者——记诗词评论家丁国成》和羊角岩《“谁是诗中疏凿手”——恭读丁国成老师诗论集〈诗学探秘〉》两文编写而成。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