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与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 杨叔子
摘要：本文是围绕诗词与科学的关系而展开的探讨。首先，论述了文化，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其次，论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次，论述了人文文化在知识形态层面上和科学文化互异、互补、互动；接着，在上述基础上，论述了作为人文文化“主脉”的诗词，有它三个特点：精、美、民族文字语言特性的结晶，而且论述了由此三个特点导出的三个特点：最富于高品位的情感，最富于人生感悟的哲理，最富于能延拓的内涵。从而，本文最后简扼地强调了诗教。
关键词：诗词；文化；科学；人文；民族；诗教
诗词是文化，是典型的人文文化，科学是文化，大不相同的两类文化；然而，形异而实通，形疏而实亲，各以其特殊性而独立存在，又以其共同性而彼此相依。了解此一关系，于诗词，于科学，大有裨益。
文化，对于“人”之所以为人，对人类社会之所以为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大自然创造了人、人类社会，人、人类社会创造了文明、文化，而且，人、人类社会在创造文明、文化的过程中，也被文明、文化所创造了出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既包含了人、人类社会创造了文明、文化，又包含了文明、文化创造了人、人类社会。此即，人、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又以文明、文化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手段与方式。文化，因它的产生，人类从动物群居演化成人类社会，人从动物人演化成社会人；因它的进步，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步为文明；因它的提升，人、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提升为高级文明。众所周知，生物界因基因的遗传而延续，因基因的变异而演化；那么，人、人类社会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如果讲，人的自然基因是大自然在创造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先天基因或遗传基因；那么，文化就可以认为是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社会的过程并受文化自己的不断反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基因”，也就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后天“基因”或文化“基因”。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真正的人；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人、人类社会的文明。胡锦涛同志2006年11月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讲得十分深刻：“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会过去，都会成为历史，沉淀而结晶出来的就是文化，物质层面上的文化或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规章制度层面上的文化或风俗习惯层面上的文化，硬实力层面上的文化或软实力层面上的文化，科学文化或人文文化，而且影响至为深远而永垂不朽的是精神文化与文化精神，而这同人文密不可分。迄今为止，人类还不知道，除了人类以外，还有哪种生物还有文化，还有由文化焕射出的伟大的精神光芒！
（一）
正因为人、人类社会有了文化，有了镌刻着文化的文明，既创造了文化、文明，又被文化、文明所创造，从而人就是在文化熏陶、传承与发展中，即在自然基因上，在文化“基因”作用下成为人的，有着高超而复杂的精神与思想境界，有着强大而睿智的思维与实践能力，不仅有着先天本能的能力，而且有着后天自觉的能力，人就成为异于其他生物的“万物之灵”。其实，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让“人”成为真正的人，让群居成为社会而且是“人类社会”。以“文”化人，主要依靠人文文化；以人化物，主要依靠科学文化。人生在世，要生存下去，要发展起来，就不能不同外在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不能不认识、不掌握这一世界的实际，不能不遵循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即不能不顺其自然地“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有了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人生在世，不仅要生存，而且要成为真正的“人”来发展，就不能不同内在世界、精神世界打交道，不能不了解、不感受、不体悟、不符合这一世界的实际，不能不遵循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基本的道德伦理，即不能不顺乎人性地追求人的终极关怀；这就有了人文文化，人文文化具有强烈的价值理性。归根结底，科学文化主要是解决客观世界“确实是什么”的问题，人文文化主要是解决主观世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科学文化是“立世之基”、“文明之源”，没有科学文化，人类社会必然愚昧、野蛮，必为大自然所淘汰，人类无法立世。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文明之础”，没有人文文化，人类社会必然荒唐、卑鄙，文明必然崩溃，人类必将走向自我“异化”、自我毁灭。显然，从“以人为本”而言，价值理性处于本体性地位，工具理性处于工具性地位，本体性统率工具性，工具性支撑本体性；本体性是主体，工具性是躯体；两者不仅不可缺一，而且不可分割。
两者为什么不可分割？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于人的实践，共生于人的大脑，都产于大脑对实践的反映及其对此反映的加工，皆来自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结合与统一的经验与总结。显然，不仅科学文化反映客观世界及其真实性、唯一性，即承认客观实际，提炼客观实际本质，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人文文化又何尝不如此？同样，不仅人文文化反映精神世界及其感悟性、多样性，满足精神世界追求，科学文化又何尝不如此！作为相应科学学科最基础是它的公理，是几条“不言而喻”、“不证而明”的事实；“不证而明”就是无法证明，就是人的直觉感悟，就是人文文化！科学的论述为什么在不断发展，正是因为原来的论述反映的是人的大脑对人在该领域的实践反映及对此反映的加工，显然，这一论述的反映会有局限性，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动态地反映该领域的客观实际；因此，科学探索到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可以逐步逼近，但绝不可能达到。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我赞成杜维明先生2010年6月21日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所做的《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演讲中这一论点：“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有些真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们却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科学实证掌握，即就是人文领域的真理。”接着，他生动而深刻地指出：“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一般人认为，这些好像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甚至是虚无缥缈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知识探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去思考问题。”他接着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是的，科学文化就是实证科学，解决的是“确实是什么”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杜维明先生在演讲中所指出的，“实证科学有其偏颇之处，也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讲过类似的话：“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中华儿女》，2003年7期，总194期，第82面）哲学，哲学是地道的人文文化。其实，我国优秀的传统哲理，早已认识到这一方面的问题。《荆门•楚简》明确指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宋代程颐讲得更明白了：“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人道就是天道的反映，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就是大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反映，人、人类社会要生存与发展下去，势必自觉或本能地遵循由大自然规律所迫使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的伦理道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得多么透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可以认为，人的遗传基因或先天基因是“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使“人”成为人具备了“可能性”，而文化这个社会“基因”或后天“基因”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使“人”成为人的“可能性”具备了“现实性”。当然，科学文化不等于天道，人文文化不等于人道，但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相互的关系基本上反映了天道与人道、大自然规律与社会伦理道德及其相互的关系。
（二）
人文文化是与科学文化在实践层面上，是同源、共生、互通的，在知识形态层面上，是互异、互补、互动的，在精神层面上，是有着共同追求、各有侧重的。诗词是典型的人文文化，当然也必然如此。
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而言，既然同源共生，则势必互通。首先，承认客观实际，这是立足之基。伟大的人文作品不会歪曲客观实际。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前人对“紫”字多有批评，日照瀑布应是五彩缤纷，何能有“紫”？！但物理学证明，当水珠尺寸小到近于紫光波长时，会产生漫射，呈现“紫”色。韦应物《滁州西涧》中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一般都会认为船应顺流而纵置，但在水急之时，依据水动力学理论，船确实是横置而非纵置。至于传为佳话的高适“半”字师一事，更体现了诗人的严谨。高适一个秋夜在杭州清风岭一寺庙度过，诗兴大作，在壁题诗，有句“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后来认识到月落则潮退，钱塘江不是一江水，而是半江水，待到后至此寺庙，欲改“一”为“半”时，见已为人所改，传说是骆宾王所改。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多么慷慨、悲壮、激昂！八百里，指健壮的牛，《世语新说•汰侈》：“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此处语涉双关，兼指兵营分布之广。五十弦，《史记•封禅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八百里，五十弦，均系实语，而无艺术夸张。当然，恰当的艺术夸张，往往在人的心灵深处，更能反映实际的本质，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然而，好的作品，如李煜的词，大多为如实的而极富感情的“白描”。
其次，提炼客观实际本质。艺术讲究不能不像，不能全像，不像就走样，全像就无艺。这就是要神似，抓住关键，揭示本质；不要只追形似，不分主次，照画葫芦。神似用数学“拓扑学”的话讲，就是要找出事物的“特征不变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一千古名句，揭示了愁的深广而难穷。明代王越有两句诗，“自笑年来常送客，不知身是未归人”，淡淡写来，但言中有无限思乡之念。近代连横《台南》一诗，更值得一读：“文物台南是我乡，归来何处问行藏。奇愁缱绻惊江柳，大泪滂沱哭海桑。卅载弟兄犹异宅，一家儿女各地方。夜深细共荆妻语，青史青山尚未忘。”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等割让给日本。连横率全家到大陆，此后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1925年至台时赋此诗。首联指明台湾是家，但现已无家可归，颔联以艺术夸张笔法表达内心的激愤与沉痛，颈联完全以写实的笔法，承颔联，从大的、虚的层面转到小的、实的家庭层面。30年，还要有多少年延续下去？！一家，还有多少家也如此这样！尾联收得好，点到诗人要讲的核心、本质，“青史青山尚未忘”，这是伟大的民族气节！我想，这也是2005年连战先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陆“破冰之旅”的文化“基因”所起的作用吧！
第三，探索客观实际的规律。杰出的人才不能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伟大的文艺家不能不思考所见现象背后的规律。屈原的《天问》当然是最典型的案例，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也十分典型。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揭示的确系人生的实际变化情况。而苏轼所写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描写的就是江南夏季暴阵雨的典型过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明代彭述先《无题》一诗，早已想到地球不大，鹏飞万里，地球人在地球，犹如鸟在笼中：“鹏飞万里去，回顾江山小。谁知天外人，犹叹笼中鸟。”朱熹《观书有感》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活水，渠水就不可能清，这是哲理。苏轼《题西林寺壁》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醒，这也是哲理。唐代张文姬《沙上鹭》一诗，“沙头一水禽，鼓翼扬清音，只待高风便，非无云汉心。”且不谈此诗是否隐喻其志，就物理学上讲，欲飞升，必须有飞速，才能有浮力；高度愈高，空气愈稀，欲飞升，速度必须愈大；欲达云汉，必须有大（高）风方行。诗人能从对客观事物的感悟中，得到相应的结论。白居易名诗《琵琶行》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拨动过多少人的心弦，呼唤起多少人的回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有相类似的经历与感悟的特别是有着沉浮的人。事物都是以其特殊性而存在的，而共同性就隐藏在这特殊性之中。
（三）
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而言，在知识形态上是互异、互补、互动的。由于人文与科学的功能不同，在知识形态上就会互异；异，即各有所长，同时相应的，必各有所短；但又由于两者相通，势必互补其所短，互动共向前。文化的载体是知识，那么，知识是文化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而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没有思维的知识是死知识，不能激活，不能发展；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是知识、思维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科学知识是一元的，科学思维是逻辑的，科学方法是实证的，贯穿于这三者之中的科学原则是求真，力求符合客观实际。人文文化则不尽然，人文知识往往是多元的，人文思维往往是直觉的、形象的，人文方法往往是感悟的，而人文原则是求善，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文知识一点也不排斥一元的、确定的知识。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刘禹锡《蜀先生庙》诗句，“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诗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杜甫《赠卫八处士》诗句，“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宋代陈亮《念奴娇•危楼还望》诗句，“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明代僧读彻《遥山》诗句，“九江黄叶寺，五老白云峰”；《红楼梦》中《葬花词》诗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毛泽东在反第二次大“围剿”《渔家傲》诗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这些诗句的数字，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毫无艺术加工，但确有艺术魅力；数字所在的句子基本都是事实，不能更改，但确实是诗句，甚至是名句。至于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居易的“人怜全盛日，我爱半开时”，这类有着“半”、“一”数字的名句，这“半”、这“一”首先是实际的，但更是空灵的；至于如前所述，如李煜的词，往往是白描式的，即“赋”式，但十分撼人心弦。
人文思维说是直觉的，形象的，是指思维创新性的源头，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有活动是创新源头所在；但任何一个正确的思维过程必须是逻辑的。唐代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句句相扣，步步反溯，后句阐明前句，思路井然有序。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与《春怨》恰反，句句相关，联联推进，从准备邀到相邀；再到至，再到从村外向村看，从村向村外看；从窗内向村内看，从看到评；再到相约，自然流畅，条理井然。至于诗词，讲求“严谨”。“推敲”两字，众所周知，就来自贾岛向韩愈商榷《题李凝幽居》中的“僧推月下门”的诗词佳话，“推”不如“敲”，不仅顾局部，而且顾全景，以声显幽，以动衬静。
人文方法讲究感悟，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特点是感悟的，但绝不是不重视实证的方法，前面讲了，人文与科学是同源的，源于实践，承认客观实际，提炼客观实际本质，探索客观实际规律，实证就是实事求是。人文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讲求实证。实事求是就是求真原则的体现。真正的求善只能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诗词讲究“情景交融”，以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一体。景相应于求真写实，情相应于求善写虚。那么，如同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乍一看来，句句写景，最多只能讲有“冷”字，有“凉”字，七夕了，冷、凉也是写实，如果一联系，这诗写的是失意宫女的孤寂，那就十分清楚景中蕴含的情，实中蕴含了太多的虚了。第一句写出人内心孤单凄凉，第二句是写借扑萤排遣幽绪忧愁，第三句是写夜深仍凄凉无法入寐，第四句是借牛郎织女抒发内心苦闷与期望。琢磨“卧看”两字，就情思涌动，全诗语通。众所周知的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更如此了！情全在景中，虚全在实内。与《七夕》的写法大相径庭的是杜牧写的《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除了樽、蜡烛是景、是实外，其他的全是情、是虚。其实，第二句衬第一句，情不仅多而且深；第四句衬第三句，情意绵绵；第三、四句衬第一、二句，情为重，景似衬，然而情得以立足，得以有寓，无景何有情，两者交融，如醉如痴。自古以来，脍炙人口的人文情味极重的名句，往往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真”的基础上，才能构建永垂不朽的“善”的大厦。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典型之一，上句是百分之百的“真”、科学，下句是百分之百的“善”、人文，无上句的前提，绝无下句的结论。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亦复如是。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没有下句的这一现实，哪有上句的人性歌颂？！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没有生死相许这般铁的凭证，哪有对情的如此无字无价的赞美？！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都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科学精神侧重于求真务实，人文精神侧重于求善务爱，两者的核心都是完美、创新。真正的“真”是美，真正的“善”是美，美就是和谐，新就是发展。世界是众多事物构成的，事物就必有差异，构成即关系，关系就必须和谐。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没有和谐，也没有世界。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有不和谐！和谐不是讲没有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矛盾处于适度，适度就会和谐，才能发展，才能新。诗词就是赞美、扬美、反丑恶、除丑恶，就是赞新、扬新、反朽旧、除朽旧。改革派诗人刘禹锡写得多么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四）
以上所讲，是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而言，不是诗词这一人文文化所独有的。诗词对人文文化而言所独有的我认为讲一个字就是“精”，展开讲，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精（精炼）；第二，美（精美）；第三，民族文字语言特性的结晶（精华），并且这三者彼此相关，不可分割。
第一，精（精炼）。科学文化是通过约定的符号以抽象的定量的“模型”，面向某一类事物或现象，从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个性）中，概括出它们的一般性（共性），从而在相应的领域中有着普遍性。但是，由于人们认识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这种普适性也隐存着局限性。人文文化则不同，它通过约定的符号，以具象的定性的“模型”，面向某类乃至某个具体的事物或现象，深入描叙或揭示其某种典型的特殊性（个性），从而在相应领域中似无普适性。但是一般性（共性）永远寓于特殊性（个性）之中，从而这一“模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可供想象、思考、品味、领悟乃至去开拓作者从未想到的内容。诗词如同科学的公式、定理、定律、公理等模型一样，以最少的符号，对其对象极为精炼地进行描叙或揭示。当然，诗词用的符号是文字，而这些文字甚至就是现在学术论文所谓的“关键字”（Key Words），以至于是“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流传不朽的元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的18个字，“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把一个远离家乡、漂流在外、旅途茫茫、只身一人的环境与心情，写得怎不令人肠断？！温庭筠《商山早行》颔联中的10个字10个景，把秋天途中旅客早行刻画得淋漓精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至于王安石《泊船瓜州》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及其“绿”字，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及其“闹”字，早已作为用字最为成功的典型案例，代代传颂。其实“绿”之所以用的妙，就是因为“绿”就是春到江南这个千里江南巨大空间中的“特征不变量”，“闹”就是春在枝头这个微小枝头空间的“特征不变量”，无他字可取代！还有，宋祁之所以选的枝头是红杏的，因为杏花由唐至宋既是十分贵重又是相当普及的春天的名花。字不能与句这个整体分开，句也不能与诗词这个整体分开。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在当时就得到很高评价；浮云，明月，花枝，花影，在“风不定”的情况下，四者关系如何？就是“花‘弄’影”，捉摸不定。无此表述，作者就不能有“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之感了！这个“弄”字也是这一名句的“特征不变量”。而李白《忆秦娥•箫声咽》中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评价为“寥寥八字，关尽千古登临之口”；不联系全词，不联系历史，就不可能作出这一评价。同样，毛泽东《忆秦娥•西风烈》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只要联系全词，联系红军战史，联系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次胜仗，就会感到这八字无比悲壮、深沉、鲜明、开阔，其气象绝不亚于上述八个字！精（炼）到什么程度？杜甫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就足以说明了。
第二，美（精美）。正因为有了精炼，才可能有精美。精炼只是必要条件，还要有条件补充，才能充要。这个精炼还必（精）美，即情感饱含、音韵协调，即有情、有韵。诗词是韵文，但韵文不一定是诗词，《三字姓》、《弟子规》不是，《千字文》、《百家姓》更不是。上面所举的诗词，饱含情感，音韵协调，琅琅上口，难于忘却。琅琅上口不只限于押韵，著名的案例是白居易在战乱兄弟离散时的名句，“田（tián）园（yuán）寥（liáo）落（luō）干戈后，骨（gú）肉（ròu）流（liú）离（lí）道路中”，从所标注拼音可以看出，音韵多么协调。五言绝言要写好，真难，因为仅有20个字，精炼到如此地步，还要美。《登鹳雀楼》王之涣这首千古绝唱，就是如此：“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诗无需再在此评价，作为唐诗一大佳话的是祖咏的《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是应试诗，按应试规定，应五言六韵十二句，但祖咏只写了4句，就交了卷，考官问他为什么只有4句，他回答是：“意尽。”的确，该写的写完了，积雪、余雪、化雪、远望、中观、近感，而且为穷人受冻，寓情于景，全有了！还有，两联均对仗，平仄也合。这就不奇怪，当今我国少儿所学的古诗，往往就是这类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精，美！人们常讲，最美的语言是诗一般的语言；那么，再补一句，诗、词的语言就是最美的语言。
第三，民族文字语言特性的结晶（精华）。没有汉文字、汉语言的特性，没有这特性的结晶，就没有诗词如此的精，如此的美。我在《国魂凝处是诗魂》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述：“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生物基因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而DNA是由千千万万个A、G、C、T这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这一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按规律的组合就是语言，而这一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教育部原负责人之一的柳斌同志就讲得很深刻：“人文为何物？语言乃其宗。”汉字是形、声、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所有民族开始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而后都逐渐转变为拼音文字，而汉字不仅经过了历史考验，而且在信息时代显示出其特有的强大优势。汉字不仅是一般的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杰出的文化。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汉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开拓右半脑的原创性思维潜能。严格讲，一个民族的文学语言是不可翻译的，汉文学语言更是如此！成语，拨乱反正，正反乱拨，怎么译？歇后语，如“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怎么译？还有，回文诗怎么译？中华诗词怎么译？一译就失去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固有特点；诗更是如此，一译不仅失去了其固有特点，而且失去了由此固有特点所产生的固有涵义与情韵。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讲得十分深刻：“诗者，译之所失也。”中外诗作，不可互译；一个民族的古今诗作，也难于互译，因为时代不同了，语言也变化了，作为核苷酸A、G、C、T的汉字没变，但作为DNA片段的基因的语言变化了。我一再举例过，作为唐代王翰的名诗《涼州词》与绿原的译诗，都十分好，然而译成的新诗绝不是原诗。译诗极为奔放，慷慨豁达的豪情思潮一泻千里；而原诗那种大彻大悟的深沉意境更值得去一再品味。在这里又不能不提到，汉语言的“核苷酸”汉字没有变，古代以口语入古诗，今天以现代语、口语、科技语言入古诗，只要恰当，就很成功。例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魏仲文《瞻天安门》的“毛公一语惊天地，中国人民站起来”，徐中秋《山村女教师》的“拜拜一声人去后，凝眸犹自送顽童”，等等，何等自然！汉字科学，汉语言科学，汉诗词科学，科学的本质就是合乎规律，合乎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规律，合乎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规律。文学语言、作品不可译，诗不可译，中华诗词更不可译，译，从本质上，是基于所译成的语言的再创造。美国大诗人惠特曼讲得十分正确：“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诗歌是伴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伴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民族诗歌就是伴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伴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部文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而精神文明发展史、人文文化发展史、文学艺术发展史占有“为人之本”、“文明之基”的地位，诗歌发展史就是文化发展史、文学艺术发展史的一条“主脉”；对于至今唯一存在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更不例外。在2010年5月的“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篇《知否诗魂是国魂》一文，文中有我写的《七绝•读诗感悟》三首，后在孔汝煌教授帮助下，改成了四首：〈其一〉，“诗魂道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各领风骚先继后，中华文脉至强恒。”〈其二〉，“国脉主流文脉承，诗魂应是国魂凝。中华大厦千秋屹，赖有诗魂作主承。”〈其三〉，“曲赋诗词一代文，屈平天问少陵兴。国魂应是诗魂粹，正气歌骚代代赓。”〈其四〉，“《关雎》、《长征》一脉承，情天理海美谁伦？感神泣鬼惊风雨，为识诗魂是国魂。”正因为如此，我个人一再认为，作为中国人写中国诗，至少应记住三点：第一，要有民族性（继承性）。写的诗同传统诗歌竟无丝毫继承关系，这绝不是方向；第二，要有时代性。是当代中国人写的诗，不是唐人写唐诗，宋人写宋词，元人写元曲；这里，还包括要引入科技元素；第三，要有群众性。好诗，流传千古，脍炙人口。人是社会人，诗也应是社会诗。
（五）
基于诗词的“精”，一是精炼，二是（精）美，三是民族文字文学语言的结晶（精华），可以得出诗词还应具有3个方面的“最”：“第一，最富于高品味的情感；第二，最富于人生感悟的哲理；第三，最富于能延拓的内涵。第一，无美哪有情？不精则堆砌。一美一精，含情至深赖玩味。贺铸在词中对亡妻的怀念，“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刻骨铭心！元代张养浩在曲中对统治者的怨愤，对人民的同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奔腾情潮，万千激浪！白居易在诗中对因战乱分居五地兄弟的怀念，“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深沉、广阔、真挚！因情，也可将物因势而赋以情，杜甫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因人的深切感伤而溅泪，鸟因人之惜国破家散而哀鸣惊心。王安石的名句“绿扰寒芜出，红争暖树归”，嫩绿初红都人化有扰而出，有暖而归了。苏轼《红梅》将红梅品格人性化了，“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关汉卿用了人所感知的杜鹃啼鸣，“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表达了在春天对作为离人的诗人对家的怀念与声声呼唤。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词的最后三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传为千古佳话，念夫太深，恋情太重，景物浑然与人情成一体了。第二，什么是哲理？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概括一切的道理，是智慧。冯友兰先生讲得好：“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哲理，站得高，望得远，看得全，思得深，想得透。诗词就是对世界、对人生有感悟的哲理杰出表达。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关汉卿的“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鲁迅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未来，从具体到抽象，从世界、国家大事到家庭、儿女私情，方方面面，无所不涉。至于第三，诗词是富于延拓内涵的。前面讲了，人文作品是选择典型的特殊来做文章，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而作为最精最美的人文作品的诗词，更不例外。名人、大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往往引用前人名句，不仅古为今用，而且名句的延拓就可生动而深刻地包含当时的现实及其过去与未来。远的不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梦”，三次引用诗句，两次是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次是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原因正在诗句的内涵完全能延拓到今天。他在毛泽东同志诞辰在120周年的讲话中，八次四处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习近平同志隔毛泽东同志很近，小时候甚至不少次见过毛泽东同志。事业上又是一脉相承，引用毛泽东诗句十分好说。而李白生于公元701年，距今1300多年了，但李白在《行路难》诗中的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其内涵延拓到今天，也是道道地地完全合适的。
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博大精美！思想之蕴涵、意境之深邃、感情之充沛，文字之精炼、语言之丰富、音韵之优美，形式之多样、风格之纷繁、技艺之高超，引力之强大、潜力之难估、活力之无穷，无可伦比！正因为如此，中华诗词应得到更多的关心，应得到更大的重视，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应得到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地位。
（六）
最后要讲的一点，是附带的又是十分核心的，要重视诗教。请注意，惠特曼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是这个民族的诗歌。按照逻辑学，A是B，B包含了A，但不一定是A；人是动物，动物包含了人，但不一定是人；那么，民族的最高凭证是民族的诗歌，民族的诗歌包含了是民族的最高凭证这一功能，但还包含了更多的功能。我国诗词界早已论证了，对一个人而言，诗对外部世界的功能，观、兴、群、怨，诗对内部世界的功能，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而总的功能就是创新，就是《礼记•大学》所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如果讲，科学是反映规律，自然科学是科学，数学是科学，社会科学是科学，那么，主要涉及精神世界的人文、当然更要包含诗词，也是科学。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就讲过，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它有个象征的雕塑，一本书展开了几页，还有几页没展开。展开了的表示科学，科学知识，可见的，没展开的表示人文，人文知识，不可见的。可见的科学固然是真理，不可见的人文也应是真理。我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于作为人的人类社会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而且永垂不朽的是精神文化与文化精神，而这同人文密不可分。这就是我极力主张的“文化要传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的原因。诗教，功在当代，惠泽千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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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汝煌. 铸魂健翼兴诗教[J]. 中华诗教, 2013(2、3)
[6] 杜维明. 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N]. 解放日报, 2010年8月15日
